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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文　李鴻穀 　　獨立 　　1932年的《生活》周刊與生活書店 　　1936年11月22日。這剛剛要過去的一天，對於回到家中的鄒韜奮而言，實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後來回憶，這時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綏遠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慮的只是這個問題。這天下午18點，他趕到功德林參加援綏的會議，到會的人很多，銀行界、教育界、報界、律師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約深夜23點，鄒韜奮離會，回到家中睡覺時已經24點了。上了床他還在想著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論應該做什麼題目，一個多小時後才漸漸睡去。睡得很酣……不料，僅僅兩個小時，鄒韜奮被後門凶猛的打門聲和妻子的驚呼聲驚醒。門打開了，5個人一擁而入，其中有一個法國人，手上拿著手槍，做准備開槍的姿勢。鄒韜奮被捕了。 　　這一夜在上海同時被捕的還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與沙千裡，這即當時轟動海內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會活動家李公樸，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職業身份：《讀書生活》雜志的創始人，讀書生活出版社的創辦人與社長。 　　半年後，“七七事變”爆發，8年艱苦抗戰拉開序幕。在中國近代史的大格局裡，“七君子事件”作為一種標志，所顯示的救亡運動的民意澎湃，意味著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廣泛形成。羈囚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裡的鄒韜奮，在看守所裡開始寫作自傳性著作《經歷》，回望自己的人生與事業，鄒韜奮將“轉變”(《經歷》第29章)時間定格於1932年。 　　中華職業教育社系黃炎培先生1917年聯合當時教育界、企業界的有識之士在上海創建。《生活》周刊作為職教社的機關刊物，在創辦一年後，1926年10月由鄒韜奮接手主編。接手之際，統計發行量，《生活》周刊僅2800份。5年後，這份周刊日常發行量達到創紀錄的15.5萬份，其中直接訂閱的5萬份。這個發行數字，已與全國最大的日報——《申報》和《新聞報》的發行量不相上下。這其間的變化，如鄒韜奮所述：“《生活》周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 　　日常發行超過15萬份的《生活》周刊，其價值顯然不僅僅是這個驚人的數據所能簡單涵蓋的，民意凝聚與社會動員，它有著超強的力量，當然也面臨更為複雜的挑戰。 　　1932年春，蔣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約鄒韜奮晤談。《生活書店史稿》記錄：“(雙方)就抗日問題和《生活》周刊的態度辯詰達四小時之久。胡宗南極力為蔣介石游說，軟硬兼施，試圖拉攏韜奮，改變政治立場，逼韜奮表態擁護蔣介石……韜奮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開抗日，便一定擁護，在政府公開抗日之前，便沒有辦法擁護。”這一結果使得《生活》周刊面臨第一輪現實壓力。胡離滬不久，蔣即從“剿共”前綫南昌軍委會行營發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生活書店史稿》記錄：“蔣介石直接對《生活》周刊主辦單位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施壓。蔣親自出面，把職教社主任黃炎培請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職教社主辦的，要黃炎培責令韜奮改變《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場，這樣使職教社的負責人很為難。他們對韜奮的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對促進社會進步產生的積極效果。但職教社是一個教育機關，捲入政治漩渦對職教社整個事業會帶來不利影響。” 　　怎麼辦？鄒韜奮經過慎重思慮，“應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擬自己獨立把《生活》周刊辦下去”。——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時刻，其結果，“韜奮商得職教社同意自主經營，訂立契約，並允如果周刊盈利，將其20%支援職教社辦教育事業。公開聲明，與職教社脫離隸屬關系”。 　　《生活》周刊獨立了。與此同時，1932年7月1日，三聯書店的前身之一——生活書店成立。 　　三聯 　　生活、讀書與新知 　　《生活》周刊的獨立，有賴於中華職教社的遠見卓識，但獨立之後的周刊如何運行？在1968年8月寫成的一份回憶《關於生活書店》裡，胡愈之記錄當年：“我向韜奮建議，把《生活》周刊改組為生活書店，除出版刊物外，還可以出書。內部辦成生產合作社，即把全部財產作為職工共有，以職工過去所得工資數額多少為比例，作為股份，分給全體職工……但當時國民黨法律，合作社組織是非法的，不許注册登記，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內部行施，而對外則仍然作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的意見，迅速成為生活書店的制度安排。當時，《生活》周刊社結存下來有2000元錢，連同一些庫存書刊和辦公用具等，按1933年7月計算，折合成全部資產為3.869萬元(不包括刊物預收訂金)。在職的工作人員(生活書店成立時有職工20餘人)，以過去所得工資總額多少為比例，分配給全體職工為入社的股金……《生活書店史稿》評論說：“這種組織形式在當時是創舉，非常適用於這個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進步文化事業。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此制度安排，如果我們僅以一家出版社的格局思考，將難免失之狹窄。“謀社會之改造”的鄒韜奮先生，即或對一間出版社的考慮，至今視之，仍頗高屋建瓴： 　　我們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業，所以必須顧到事業性，同時因為我們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來支持事業，而發展事業，所以必須同時顧到商業性，這兩方面是應該相輔相成的，不應該對立起來的。 　　在自傳性的《經歷》裡，鄒韜奮記錄“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是《生活》周刊的熱心撰稿人——“他到美國以後，很熱心地替《生活》寫通訊，我和他做朋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選稿向來是很嚴格的，他的來稿並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卻不管這些，總是很興奮地寫來。” 　　1934年春，留學回國的李公樸經史量才同意，決定在《申報》第七版開辟一個每日刊登的“讀書問答”副刊。這一副刊的編輯陣容頗為強大，艾思奇主持哲學問題，柳湜主持社會科學問題，夏征農負責文學問題。這個時候，史量才以及《申報》在抗日救國問題上，態度越來越鮮明，也越來越遭受壓力。李公樸覺得，與其這個副刊最終被當局查封，不如另出一份刊物以求生存。1934年11月10日，《讀書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創刊。此後的生存與發展軌跡，與鄒韜奮先生的《生活》周刊軌跡曲綫相似，1935年冬，三聯書店前身的另一家出版機構——讀書生活出版社成立。李公樸、陶行知、沈鈞儒、章乃器、諶小岑、李芳等組成董事會。李公樸任社長。 　　細讀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早期歷史，他們下定決心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全譯本，其膽其識，至今仍令人感嘆。當時，郭大力、王亞南擬合譯《資本論》，先期與上海幾家大書局接洽，都碰了釘子，最後找到艾思奇。這個時候，正是李公樸被捕期間，而同時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營困難，剛剛完成股份重組。在最困難之際，鄭易裡任董事長，黃洛峰出任經理。艾思奇找到黃洛峰與鄭易裡，他們一致同意出全譯本的《資本論》。讀書生活出版社對這一書稿的出版，可謂鄭重——“每月預付郭大力40元版稅。為了使這種支付不受正常業務資金周轉的影響，特意提出2000元在銀行單立賬戶，專門支付郭、王版稅之用。” 　　也就在這個時期，後來對三聯書店影響頗為深遠的範用進入讀書生活出版社，當時他才15歲，就開始設計書籍封面。那位叫“葉雨”(業餘)的設計者，即為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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