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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文革”的隱患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12-04-03 10:04:05

無論是把“文革”看成是一個教訓，還是當作一個經驗，其中都包含著某種對“文革”的記憶。“文革”的隱患在哪裡？是哪些隱患？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同樣取決於人們對“文革”的記憶。這種記憶應該不僅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的個人記憶，而且更應該是整個民族，或至少是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所共有的集體記憶。 　　“文革”結束已經過去了36年，今天的“文革”記憶遠比“文革”剛結束後不久要更多樣，也更充滿分歧和衝突。這不僅是由於當事人在“文革”中的不同經歷形成了不同的記憶，而且還由於“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與前一兩代人之間有代溝，因此產生了“後記憶”與“記憶”的差別。有鑒於此，現在更迫切需要形成一種有助於汲取“文革”教訓的集體記憶。在過去的一二十年裡，這樣一種集體記憶並未能充分形成。 　　“文革”親歷者對當時發生在自己身上或社會中的事情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心理學家稱這種記憶為“記憶隆起”（reminiscence bump）。記憶研究發現，人對十幾二十歲時發生的事件有最為持久的記憶；一般人對經受的創傷，尤其是精神創傷，也有特別頑強的記憶。創傷記憶與“教訓”有相當直接的聯繫，因為對創傷的頑固記憶，可以使人們快捷地回想起造成創傷的事件，而這樣的記憶對他們能否存活至關緊要，“頑強地記住對生命有危險的事件，包括事件在哪裡發生、是什麼原因、誰為此負有責任，能增加我們避免在未來再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 　　這樣的個人記憶雖然重要，但還不足以形成可以與他人，尤其是與後代人共同擁有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是一種群體的，而非個人的長期記憶。心理學家耐舍爾（Ulric Neisser）曾將長期記憶分為兩種，一種是回想個人經歷的“事件記憶”。當回想的事件對記憶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時，它會成為“自傳記憶”，也可能成為他的“人生叙述”的一部分。 　　另一種是“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語義記憶是一種社會記憶，它為發生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文革”文學、回憶錄、歷史記叙等因此成為重要的記憶載體。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 　　語義記憶的形成、豐富和完整，都需要有適宜於自由地言說和交流的公共空間。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群體記憶所必不可少的知識、觀念和認識。要重視和警惕“文革”隱患，就不能忽視“文革”記憶。隨著“文革”當事人的逐漸逝去，這種記憶必將越來越是一種集體性的記憶。 　　（徐賁 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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