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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之死與“阿拉伯之春”的“歷史偶然”

http://www.CRNTT.com   2011-05-23 09:51:15

第二，拉登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為因為長期沒有出現過英雄式人物受到自卑感折磨的穆斯林世界帶來一絲爽快感。大多數穆斯林國家在贏得獨立後不久便進入獨裁統治，普遍缺乏具有魅力和遠見卓識的人物，穆斯林信徒的自豪感并沒有因為民族獨立而提升，而拉登的出現客觀上填補了穆斯林信徒對於自身尊嚴，自豪感的空缺。 　　第三，西方國家沒有對穆斯林國家盡到歷史與道義的責任，這也被拉登巧妙地利用。在近代歷史上，穆斯林國家，包括中東，北非和阿富汗等國家都曾經淪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殖民歷史不僅埋下了這些國家人民對於西方國家天然的不信任甚至仇恨的種子。二戰後世界反殖民主義運動高漲，穆斯林世界也進入了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格局，但是這些新獨立國家很多并不是按照民族居住狀況或宗教派別劃定國界，而主要以舊宗主國控制範圍而被人為劃定（非洲那些整齊劃一的國界綫就是明證），再加上有些國家的誕生本身就是殖民者離開時的刻意安排，這些都為日後的衝突埋下禍根。戰後，這些國家先後被獨裁者統治，這些獨裁者作為美國全球冷戰中的重要夥伴而被容忍，成為美國推廣民主自由的例外地區。西方國家歷史上的掠奪和戰後的同獨裁者的勾結也讓拉登的極端思想有了信徒。 　　拉登的死亡和阿拉伯國家的覺醒運動為重建一個團結進步的穆斯林世界提供了機會。 彌合文明的衝突 　　冷戰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衝突論”，并將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列在榜首。2011年發生的“9.11恐怖事件”成為了論證上述理論的重要論據，這種思想也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對外政策。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政府發動了全球反恐戰爭，并以是否支持這場美國主導的“聖戰”為准，將世界以非敵即友的簡單方式劃分，這不僅造成了很多穆斯林國家面臨巨大的國內和國際壓力，而且加重了西方文明與穆斯林文明間的鴻溝，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造個國際社會的分裂。拉登之死與“阿拉伯之春”不僅為美國結束那場被扭曲的反恐戰爭提供了時機，也為彌合所謂的文明衝突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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