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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生 反映社會管理有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0-09-13 11:08:44  


 
                       收入漸向少數人傾斜

  以社會階層結構而言。香港在按收入十等分家庭中,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家庭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向下流動性超過向上流動性。尤其,20世紀80年代出生、簡稱“80後”青年的就業和職位陞遷遭遇“瓶頸”。

  以就業結構而言。不僅低教育水平、低技術勞動力,而且15歲至19歲青少年呈現結構性失業。即使2004年至2007年香港經濟強勁復甦和增長,15歲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仍高逾百分之十甚至有時接近百分之二十。 

  以收入分配結構而言。社會收入初次分配越來越向一小部分人傾斜。收入最多的百分之十的人群其收入越來越高,其餘百分之九十的人群其收入或維持於某一水平或下降,15歲至24歲青少年中的貧窮人口所佔比重由1999年的15.4%增至2009年的20%。

  以消費結構而言。生活垃圾和碳排放對環境和氣候構成嚴重威脅。多年來香港社會有一種偏見:本地空氣質量下降源於廣東省珠三角工業廢物排放。不久前香港本地機構的研究發現,主因在於香港本地廢物排放。香港仍未對垃圾進行焚燒發電,依然採取填埋,反映香港環保產業落後,也折射香港消費結構失衡。

  香港特別行政區繼承“九七”前形成的以政府部門為主幹,區域組織、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相配合,並與非政府組織互動的社會管理架構,正承受空前壓力,具體表現為──

  第一,政治問責制遇到強大阻力。2002年7月1日特區第二屆政府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遭遇習慣勢力和既得利益群體強大反對或抵制。第二任行政長官中途更替後,顯著減少社會人士出任主要官員,代之以政務官出身者。2008年5月特區第三屆政府擴大政治問責制至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大部分獲委任者來自社會多個界別,卻在國籍等方面招致社會輿論非議。第二,傳統的“行政吸納政治”模式的效用明顯下降。香港社會精英越來越不滿足於被諮詢,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參政。有一種意見對諮詢組織成員構成表示不滿;而不少諮詢組織的成員則抱怨,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不重視其意見和建議。

                      反對派佔據有利陣地

  第三,非政府組織在頗大程度上受反對派控制或影響。

  佔據法律界、社會福利界、教育界等主導地位的非政府組織,成了香港的反對派的基地。第四,香港社會核心價值需要與時俱進,但是非常難。適應香港回歸,傳統社會核心價值需要與時俱進,保留依然適合的內容,增加與香港居民確立新身份認同相適應的內容。然而,傳統觀念頑固,習慣勢力強大,特區政府“蕭規曹隨”。香港社會核心價值與時俱進,任重道遠。

  第五,網路盛行給香港政府管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博客”、YouTube等影片交換網和facebook、MySpace、Twitter等社交網站急速發展,構成全新的社會聯繫和動員方式。不僅對世界各國(地)包括香港的政府管治帶來全新的挑戰,而且,由於香港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政治轉變和社會變革時期,使香港社會管理所面對的挑戰表現得尤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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