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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中國的農民工與城市化

http://www.CRNTT.com   2010-02-04 10:17:38

這一批農民工的謹慎性、預防性的儲蓄心理是非常強的。他們的儲蓄率是40%，我們又去看統計局對城鎮居民做的調查，比如在廣東城市居民儲蓄率只有20%-25%左右。當我們問到農民工為什麼要儲蓄的時候，他們的回答中第一位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位要回鄉建房子，他已經在城市裡住了十幾二十幾年，但還是期望要回到農村去。我剛從東莞一個農民工小學回來，這個小學完全是農民工自己辦的，私立的學校，基本上一個農民工在小孩教育的支出相當於整個支出的30%多。30%是什麼意思？在美國中上層的家庭，如果把他們的小孩送到私立學校，差不多能占開支的30%左右，如果送到公立學校就一分錢都不用花。 　　在城市辦學校應該比較便宜，因為人口密度高，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公共產品提供也應該速度更快才對，但是恰恰因為戶籍制度，公共產品的提供卻遠遠落後於城市化的速度。 　　中國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但問題是沒有連續性增加的預期，這是中山大學2006年的調查，我們設計的問題是，你第一次漲工資是在哪一年，95%的回答是在2005年。雖然樣本裡頭60%多的農民工在2003年已經離開了農村，已經到了城市裡，也就是說只有5%的農民工在這之前經歷過漲工資。這並不能說明農民工的工資沒有漲，他漲工資的辦法是靠換工作來漲。所以研究數據還是有增長的。我們現在能找到的最早對農民工的調查，是德國的學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調查，我們就把他的調查跟我們的調查做了一個比較，後來我發現，如果1993年到2005年拋棄通貨膨脹，深圳農民工實際工資增長9.5%。非常低。 　　中國的內需不足是因為收入不足。現在採取一些措施，比如家電下鄉這都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另外，今年在美國是政治年，今年中美貿易之間的衝突肯定要加劇。所以政策調整在我看來是相當緊迫的，如果你不增加農民工的收入，不增加他們的消費，還像往年一樣依靠外需增加，在我看來這種可能幾乎沒有。增加農民工收入，第一位重要的政策舉措就是取消戶籍制。在我看來，提高農民收入最佳途徑不是通過 《勞動法》限制企業家的自由，而是應該集體談判。在農村金融開放，使農村居民至少有一個選擇，他們也可以去創業，創業是需要金融支持的，也可以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結合取消戶籍制，還要大大增加對公共產品的投入。 　　我們訪問的多所小學雖然每年要接納非常多的農民工子弟，東莞市政府對他們沒有一分錢投入，而農民工在東莞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和稅收，但是他們得到的公共回報和他們的貢獻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黃亞生,1985年獲哈佛大學學士學位,1991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87年至1989年間任世界銀行顧問,同時任教於密歇根大學。1997年,加入哈佛商學院,任商業、政府和國際經濟副教授。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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