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

“中國模式” 所為何來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再有三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再過三十年，在人民共和國慶祝第二個一甲子時，我們的人均收入也將超越美國。當然，這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是“願景”。為了實現這個“願景”，我們應該政治上不折騰，經濟上不動搖，國際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極強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這是我們從六十年中國和世界經驗中得出的認識。 　　《瞭望東方周刊》：提到中國模式往往與西方模式相比較，尤其是金融危機後，不少人認為中國模式挑戰了西方模式，你如何看待西方模式的未來？ 　　潘維：西方體制仍然有前途。我從未認為中華體制比西方體制優秀，也不會反過來說西方體制比中華體制優秀。適應自己的生存，是體制生命力所在。中華體制與西方體制沒有必然的衝突，強大的中華體制與強大的西方體制可以很好地和平共處，除非西方領袖們認為全世界其他幾十億人，包括13億中國人，都“必須”遵行西方8億人實行的體制，挑起控制與反控制的衝突。 　　我本人認為，世界大同，地球人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華體制的文章中寫下了個人的猜想，這個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也就是說，三百年內，世界的“國”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來的大同體制裡，西方體制和中華體制都會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華體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為更適合世界大同。“多數決”不僅在邏輯上的自洽性差些，也難符合世界人民和諧共處的實際要求。中華體制本性寬容，以“天下”為念，不以西方學理中的“民族”為單位，正所謂“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冷觀中國模式 　　要求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這大概是熱議“中國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層的心理動機。 　　儘管學術界和傳媒界對“中國模式”的討論溫度熾熱，但是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所觀察到的那樣，中國官方並沒有公開表示接受或者反對。 　　或許也正因為此，《學習時報》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國模式”的文章才顯得格外醒目。除了這份報紙是由中央黨校創辦，四位作者尤其前兩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原國新辦主任趙啟正，中央黨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施雪華。 　　“我們想借這組文章來起一個引導的作用。”《學習時報》 理論部主任劉學俠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經濟發展的確表現得相當不錯，但我們也還是有一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模式’的概念掩蓋了一些問題，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黨校教授邱耕田對本刊記者直言：很明顯，一些西方人士談論“中國模式”時，在熱捧中國甚至“捧殺”中國。“在我看來，作為親身經歷並見證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進步的學者，應當對‘中國模式’的提法保持應有的清醒頭腦。” 　　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及不同聲音的加入，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議正被推向一個高峰。 　　中國“被G2” 　　“這次會議上，美國將把火炬傳給中國。”美國國務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國集團金融峰會召開前告訴他的日本記者朋友。這位日本記者後來寫道，正如其所言，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會後記者會上宣布“美國已不能繼續擔當世界經濟的引擎”，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約定定期舉行“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 　　“奧巴馬總統有沒有向中國發出諸如‘讓我們一起來領導世界吧！’這樣的邀請，我們不得而知，但外界將奧巴馬前面的講話解讀為美國要擴大美中共同領導世界的‘G2’路線。”他這樣寫道。 　　在中國前駐英國大使馬振崗看來，國外熱捧中國的動機複雜，有真心說好的，也有別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國承擔更大責任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伯格斯滕發明出來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平等的夥伴關係》的文章，為美國“應對中國的經濟挑戰”提出解決之道：建立中美兩國平等協商、領導全球經濟事務議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實是為了應對中國在WTO、匯率、貿易等問題上對美國利益的挑戰，克服美國領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所面臨的巨大困境。在他看來，唯有以“完全的權利、真正的共同領導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國”，“創造一種全球急需的有效領導”。同時，他承認，“G2”模式主要限於經濟領域，在其他領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隨著美國戰略家的介入，原本影響力局限於學術界的“G2”概念迅速走紅兼而走樣。“熱炒起來主要是因為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人。”馬振崗對本刊記者說。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動的一次會議上，美國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說，中美之間建設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重要根源，現在需要全力推進一種非正式的“G2”。隨後發言的基辛格對此多有附和。“G2”逐漸被闡釋為“中美共治論”而廣為傳播。 　　當時在會場的一位中國高官告訴本刊記者，聽到二人的發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讓我們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跟美國扛世界嗎？” 　　同年5月20日，溫家寶總理在捷克舉行的中歐領導人會晤上對記者表示：“有人說，世界將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這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總理表態後，基辛格這方面言論有所降溫，但仍然有人在繼續炒作。”馬振崗說。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篇評論說：“中國被G2了。” 　　一些人的動機是要求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 　　“中國責任論”似乎是與“中國模式論”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識”之後一年多，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就美中關係發表專題演講時說，“美國和中國是國際體系中兩個重要的利益攸關的參與者。” 　　佐利克“利益攸關方”的講話被視為“中國責任論”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後，“利益攸關論”被寫入了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美國官方的對華新定位。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