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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危機或致群體性事件發生幾率增加

http://www.CRNTT.com   2009-03-11 09:01:38

在現代國家中，合法統治必須以法理型統治為歸宿，它要求執政合法性建立在民眾認同和支持之上。如果社會民眾服從和遵守現行的政治體制和公共政策，並非出於害怕受到懲罰，而是確信自己遵守和執行的是應該和必要的，則執政合法性的程度就會更高，其體制維持的時間就會越長。反過來說，一個政府運用強制性權力的次數越多、越頻繁、動作越大，實際上只能證明政府已經無法喚起人們內心自覺自願的服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每一次濫用強制力都是公權力合法性的流失。因此，規範和約束公權以增強公眾對於公權的認同感，顯然比加強國家權力以壓制社會矛盾更為重要。 　　“觀察眾多群體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達渠道不暢，政府與民間溝通不到位、機制不完善的問題，”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秦剛說，“有的地方處理問題的時候動不動就出現‘不法分子’、‘敵我矛盾’等階級鬥爭詞匯，對自己工作態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建嶸認為，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擺脫責任，隨便給民眾扣政治化的帽子，動不動以社會黑惡勢力甚至外國勢力操縱為由，對參與事件的民眾進行打壓。這種陰謀論的看法過於簡單化，與事實不符，掩蓋了事態的嚴重性和政治性，會誤導決策。 　　於建嶸認為，應當許可農民、工人和社會其他利益群體形成自己的利益表達組織，在社會各階層的參與下，形成相對均衡利益分配格局，增強弱勢群體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和信任感，從而增強黨和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 　　一個富有啟發意義的探索，是重慶嘗試建立利益協商機制。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發生3天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邀請出租車司機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談，聽取了出租車行業的訴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見，座談還在當地電視台、電台和新聞網站進行全程直播。 　　“重慶採取的方式告訴其他地方官員，應該學會協商和對話的方式，這樣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和諒解，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體現著新時期‘以人為本’理念的要求。”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指出。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主任王錫鋅認為，針對當前群體化事件發生幾率進一步上升的趨勢，應當進一步推進基層民主治理，轉換社會治理的模式，從傳統上那種以政府為唯一核心的“管制”模式，向和諧社會所要求的民眾與政府“參與合作”模式轉變。以民生為本、以民權為體、以民主為用的社會治理模式，可以使民眾與政府以一種有序、和平、制度化的方式進行交流、獲得互信和理解，釋放日常摩擦所產生的能量，從而在根本層面上超越“偶然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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