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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現體系內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戰略

http://www.CRNTT.com   2014-06-08 10:01:06

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總統認為，美國應接受均勢邏輯，他認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是基於國家利益需要，沒有美國參與的全球均勢簡直無法想象。儘管他對美國例外論篤信不疑，但他認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國還有真正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老羅斯福的前提是，美國跟其他強國沒有兩樣，她不是獨一無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國的利益與他國相抵觸，她有義務憑借本身的實力取得優勢。他並不相信僅靠實踐公民道德，美國便能夠維護和平或實現其命運。正如美國《時代》雜誌在1958年紀念他百歲壽辰的封面文章中所說，他運用“一種新型的力量——威懾”以追求美國的國家利益。老羅斯福希望，通過參與並為一個革命頻仍、戰火紛飛的世界而締造出均勢體系，可以維持健康的、循序漸進的國際體制。可以認為，老羅斯福並不認為美國需要道德性崛起，相反接受現行均勢邏輯能讓美國迅速發揮更大國際角色。對充滿道德幻覺的美國人來說，老羅斯福的構想顯然是不可接受的。 　　伍德羅•威爾遜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試圖提出一個全新的道德體系來替代均勢邏輯。威爾遜總統“十四點”演說中指出，美國參戰的目的是“在世界生活中確認正義與和平的原則，反對自私和專制的強權，是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間確立目的和行動的一種協調，它將從此確保這些原則得到遵守”。可以認為，美國參與一戰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整場戰爭的性質，使其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強相互爭奪權勢的傳統爭霸戰，而成為一場十字軍的東征、一場“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的戰爭”。美國不應當對幫助歐洲恢復戰前現狀感興趣，它不是為了這種舊日的過時目標而戰，更迫切在於為重塑未來世界貢獻自己的力量並為之帶來真正的變革。由於美國強大的軍事和經濟資源，威爾遜總統的意識形態攻勢得以“成為指導交戰國各方追求與制定和平的官方原則”。這樣，在均勢邏輯仍占據主導甚至被認為仍如日中天之際，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事實上為美國搶占了未來國際關係的道德高地。 　　當然，威爾遜的失敗更加明顯，真正將道德高地與權力政治有機結合起來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通過將其祖父的均勢外交與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相結合，羅斯福既確立了美國崛起的道德權威，同時又找到了切實可行的戰略手段。“羅斯福的手法不一而足，在談到目標時十分崇高，在戰術上卻迂回曲折，在提出問題時相當明確，對個別事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就比較含混其詞。他的許多舉動都走在憲法的邊緣。當代總統當中沒有人能用他的方法而仍能保住職位的。但羅斯福清楚地看到美國的安全空間在縮減中，而軸心國若獲勝，美國將無安全可言。最重要的是，他發現美國歷來所擁護的價值觀都被希特勒恨之入骨。”可以認為，正是這種道德高地，確保了盟軍的最後勝利和美國的全面崛起，也使盟軍可合理要求軸心國“無條件投降”。 　　回顧美國從經濟性崛起到軍事性崛起的歷程，可以發現美國在這約半個世紀裡的最主要努力事實上在追求其道德性崛起。儘管美國從建國之初便自封了其道德優越地位，但這一國內共識如何轉化成為國際道德權威，並能與國際現實有機結合，仍經歷了重大的反覆。一旦國際道德權威得以確立，美國作為世界中“確保善的力量而行使惡的手段來維護和促進善”便是合理的，進而諸如賄賂外國官員、暗殺外國元首、推翻外國政府、實施軍事干涉等都成為合法的了。換句話說，擁有國際道德高地可賦予相應的大國壟斷合法使用國際非道德力量的特權，如同國家壟斷在國內的暴力合法使用權一樣。 　　四、中國崛起的路徑選擇 　　儘管並不明確，但大國崛起的成敗經驗和歷史探索的確為中國實現體系內全面崛起的路徑選擇提供了某種參考。筆者認為，中國實現體系內全面崛起應大致遵循一個四步走戰略：首先實現體系內的經濟性崛起，然後是通過引領世界歷史潮流而實現道德性崛起，最後才是發展軍事能力及尋求國際地位的制度性保障，即實現軍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這一四步走戰略存在一個大致的先後次序，即經濟性崛起是實現中國崛起的物質前提，因此往往是第一位的；而道德性崛起是中國崛起的基本道德支撐，是中國物質能力轉化為戰略、安全、思想和制度能力的保障，因而很大程度上應當先於強制能力或約束能力的發展；作為強制能力，軍事性崛起是中國全面崛起的標誌；而作為約束性能力，制度性崛起可與軍事性崛起一起為中國可持續性地崛起提供保障。在軍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先後次序，二者可同時追求，但總體上應在得到道德支撐的情況才可更為積極和進取地予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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