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為何香港文化人不再談論北上？

http://www.CRNTT.com   2013-08-26 08:32:58

2003年成為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那一年，後金融危機、公共衛生和二十三條立法等問題相繼爆發，港府出現深層次的管治危機。 　　從數據上來看，香港名義上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已經由1997年的11%急速跌至2003年的負3.4%，香港的失業率也由1997年的2.2%躍升至當年8.6%的歷史最高。1999年至2004年間，香港又經歷長達六年的通縮期，由1999年的負5.8%直至2004年的負3.3%。內憂外患之下，中央推出《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啟動自由行，內地因素由此構成之後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並幫助香港從低谷中走出，再次重現繁榮。 　　與此同時，中國在2003年加入世貿組織後，經濟開始持續發力增長。在“中國速度”的高速推進下，內地的城市發展往往在一夕之間就可以改頭換面。緊挨著這麼一個快速崛起的巨大經濟體，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放棄持續了三十多年對內地的優越感，他們的行為方式悄然發生了改變。當初移民海外的港人掀起了回流的大潮，根據《南華早報》今年5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在1996年至2011年期間，有超過65，000名在香港出生的加拿大移民回流香港，過去15年的總人數則超過153，000。另一方面，香港人前往內地消費、置業，乃至工作、定居則成為一波新的潮流。在這樣社會流動的大背景之下，本土文化人只是香港北上大軍中一個並不特殊的群體，香港依舊只是“他城”。 　　在社會結構層面，這一批北上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學者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劃分中的第三代香港人。他們普遍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值人生壯年，意氣風發、躊躇滿志，但卻受制於香港奇特的跨代結構而不易在歷史中順利登場。擋在他們前面的，是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這一批精英一代是香港繁華時代的受益者，代表著九七回歸前的“香港成功範示”。他們掌握了各行各業的人脈資源，自然不會輕易地從位子上離開，讓位給下一代即第三代香港人，甚至更要以百業翹楚的姿態對下一代指指點點。 　　譬如說一位媒體人，二十多年前就當上了報紙總編輯，現在他還是在當報紙總編輯，他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年輕的一輩永遠都不會有——如果一開始就沒有，後來就更不會有，只能永遠浮沉，永遠不會有處理大問題的經驗。這種跨代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不得不逼迫第三代香港人喊出“香港的鬱悶”，促使他們去到一個更廣的框架下尋求發展機會。用北漂文化人李照興的話說，就好比一粒方糖，需要放進更大的中國茶中去溶化，這樣才能“重新磨合出一種獨特性，發揮出一種新味道，成就新香港”。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