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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階層結構：僵化與突破

http://www.CRNTT.com   2013-04-18 11:06:02

“平等政治”的持續與衰竭 　　大規模的社會階層結構的重新整合，以及由此帶來的個人在階層階梯中的流動，幾乎都是政治力量驅動的結果。一旦政治形態調整完成並走向穩定，階層結構便會僵化，人的跨階層流動變得越來越難。去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個題為《誰拿到了最好的工作》的紀錄片，便用事實指出，英國目前處於一戰以來最不平等的時代，好工作都被一些出身於背景強大、社會關係豐富的家庭的人占據了。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波瀾壯闊的革命的世紀，平等是中國革命的最重要取向。正如著名印度學者帕薩.查特傑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所指出的，中國經歷過深刻的社會革命，所以沒有絕對的貧困，人民識字率高。在這些革命成果基礎上，中國社會才能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分別在改革前後的兩個時期取得建設的巨大成就。 　　革命徹底地重塑了中國的社會關係，如果沒有中國革命，那麼多山溝里的放牛娃是沒有可能成為開國元勛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人民也不可能在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獲得那麼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工人、農民兩個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兩大階級，一個階層”的結構簡單清晰，組成了那個時代最基本社會基層結構。 　　知識分子的地位比較獨特，他們因其“軟弱性、依附性”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有時被承認為一個階層，有時也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在城市，幹部以及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也被歸入工人階級的範疇。事實上，他們的權力和地位與工人是不同的，他們占據更多的資源，也有機會運用權力牟取私利。一旦形勢穩定下來，腐化的苗頭便出現了。此外，工人和農民、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平等也開始顯現—雖然與當今相比，那時的不平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說，以平等為取向的革命已創造了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即所謂的“三大差別”。 　　“兩大階級，一個階層”的結構是基本穩定的，但也存在流動的可能。這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因為生產規模擴大而從農村招工實現的。 　　與後來不同的是，那個時代的政治仍然具有活力，一旦新的差別被正視，解決問題的動力便不缺乏。於是，國有企業開始推行以“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為特征的管理民主化改革，顯現出向特權階層蛻化苗頭的幹部隊伍重新成為革命的對象，城市知識青年則開始上山下鄉，新一輪階層結構調整的浪潮再次掀起。剛剛呈現出來的階層僵化的趨勢被毛澤東“大手一揮”重新打亂重組了。 　　改革開放的時代到來後，政治主導的基本特征沒有改變，改變了的是政治的取向。新的政治形態是以效率為先的。比如，對“大鍋飯”、“大幫哄”等的批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如此等等。 　　改革開放之初，有過一段人人懷念的“普惠式改革”時期。農民因為獲得更大的自由度，發揮出了積極性，糧食增產便意味著增收，城鄉收入差距一度縮小。但這種趨勢只延續到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開始，時間跨度不大，事實上也不構成階層結構的變化。城市改革一旦開始，這個良性的趨勢便終止了，真正的調整也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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