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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憑何三任中國央行行長

http://www.CRNTT.com   2013-03-19 08:59:39

“人民幣先生”：未盡的使命 　　從2003年開始，長達十年的人民幣和美元匯率口水戰，讓世界認識了周小川，由他主導的漸進式人民幣匯率改革，堅持幣值穩定，又不時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這幫他贏得了另外一個稱呼，“人民幣先生”。 　　“我不喜歡這個稱呼，我們並不是那麼去說什麼，去影響人民幣的幣值，也不是那麼頻繁地、不斷地在干預外匯市場的運作。因此，並不是說我說什麼話對人民幣有什麼影響，如果你說是因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那倒是未嘗不可。” 　　一句話展現了周小川的基本立場，他對外既是國家利益的代言人，對內又是堅定的市場改革派，匯率自由化也好，利率市場化也好，一概如此。 　　在他的兩任任期內，國際上人民幣被嚴重低估的聲討之聲不絕，周基本立場一直很清晰，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於世界經濟是重要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應該循序漸進。 　　2005年2月份G7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峰會上，周小川對於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回答得清晰而簡潔——“我們討論了其他的議題，匯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議題” 。他表示，“中國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改革銀行金融系統，為實行貨幣政策改革做準備。中國需要時間來培訓新一代銀行工作人員。” 　　從2005年7月21日開始，人民幣匯改正式啟動，央行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暫時停止人民幣升值進程，重回盯緊美元的策略；不過，2010年6月，周小川仍然盡自己最大努力，再度重啟匯改，2012年4月，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由0.5%進一步擴大至1%。 　　然而，匯率改革的複雜性和難度，以及引起的爭議甚至勝於中國金融體系的任何一次改革。 　　在周小川看來，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決策當局認識到積累大量外匯儲備的重要性，它不僅可以降低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而且有助於提高信用評級和降低借貸成本。因此，儘管2000年以後外匯儲備漸漸超過了通常的進口和外債所需，但由於對危機的擔憂及政策的自身慣性，新興市場經濟體仍在繼續積累外匯儲備。 　　這是造成過去二十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格局的關鍵原因，也恰是匯改的難題所在。 　　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餘永定對“雙順差”格局導致中國經濟失衡的弊病有過多年的分析，也是央行匯率政策的一貫“批評者”。 　　用餘的觀點，中國每增加一美元順差意味國民財富損失幾角，而2009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也曾撰文指出，中國一不留神，積攢了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即便不考慮美國國債收益過低(零收益甚至負收益)的問題，由於所持的這些資產都是以美元標價的，一旦美元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會遭受巨大資本損失。 　　今年3月份，一次內部論壇上，一位來自社科院的經濟學家如是談了他對貨幣金融的看法—— 　　“截至2012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3.4萬億美元的水平，美元和人民幣比價，也就是匯率，如果人民幣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這意味著美元供給過多，人民幣供給過少，應該增加人民幣，但人民幣操作方向恰恰相反，我們用外匯儲備(外匯占款)投放人民幣，又用提高準備金的辦法限制國內貨幣流動性，這種周轉的結果就導致人民幣供給實際減少，而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又依賴貿易順差，但貿易順差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又非常小。” 　　“這裡面，包含的是賣國主義。”上述社科院專家如是說。 　　這種略顯民粹化的批判之聲，毫無疑問將帶給下一任央行行長，無論周小川留任與否。 　　早在20年前，周小川就對人民幣自由兌換改革進程做過整體設計。 　　3月13日“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周小川重申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長期改革方向，他表示無論有沒有金融危機這個特殊窗口和人民幣國際化這件事，中國也都是要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 　　“中國要使人民幣逐步實現自由兌換，已是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的政策，最早出現是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中，當時提出要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周如是說，從經常項目實現自由兌換，到今後要推動的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有了人民幣跨境使用的發展以後，它會產生一種需求，就是希望資本項目可兌換能夠走得更快一點。”不過，周小川對此仍然採取了審慎的態度，“總體來講，因為資本項目可兌換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所以我們還是按逐步實現的提法來把握。” 　　2013年，人民幣國際化將進一步深化，正如巴曙松所言，這是留給周下一任任期最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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