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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李時代：中國人期待什麼？

http://www.CRNTT.com   2013-03-18 10:24:58

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地地道道的“官治”。上層官員的態度和立場，常常決定性地決定中國下層官員的作為和選擇。為了保證政府權力系統中現有的位置和未來升遷的集會，這一“官治體系”的最大特點是一切謹小慎微、一切唯官是從以及一切擔心會丟官失官。其結果，政府權力系統中應該具有的起碼政治倫理和責任政治，很大程度上都變成了彌散在社會各個角落的“官場政治”。在這一過程中，官員不僅少講個性、難講創新，更是將各級官員本來應該具有的精英意識變成了如何保證晉升途徑和機會的官場文化，將各級官員應該勇於擔當和勇於負責的責任意識，變成了基本按照文件和口徑辦事、少講官員主創精神和獨立人格的庸人政治。 　　中國政治的官治體系，同時又被兩個因素放大：一是中國政府的權限過大，掌控和分配資源的能力過大，想要繼續延續政府機制主導來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的信心過大；二是中國政治中的官員權力缺乏有效的制度機制的制約和約束，薄熙來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雖然網絡時代民意勃起、言路已開，但信息時代不可能自動帶來中國的責任政治。 　　中國的“官治體系”母庸諱言在中國過去34年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當中國決定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中國政治的“官治體系”確實讓各層官員都以搞活和搞好經濟為中心任務和目標，產生了經濟增長的巨大政府助推力。但問題是今天中國存在“官治體系”的同時，市場和政府的利益交換機制空前發達，中國的“財富體系”對“官治體系”的依賴越發深厚。各種大型國企、央企普遍存在著的壟斷和特權，就是典型代表。不解決今天中國龐大、臃腫而又過分自信的“官治體系”，中國現有治理模式的效率和創造力，只會下降、不會上升。這不僅決定性地在削弱和影響中國崛起的巨大“正能量”，也在浪費、甚至無謂地消耗中國35年改革開放積累起的巨大資源。對於中國解決內在各種社會緊張關係和提升政府公信力來說，“官治體系”不整頓，中國一切創造性的活動都將受到束縛。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國的崛起，正在遭遇更加嚴厲的國際競爭和國際壓力。中國如果不能從自身的這一“官治體系”中解放出來，中國首先難以正視自身存在著的各種問題，就難以從上到下下定決心革新除弊，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形象也將難以真正有所躍升。因為這一“官治體系”是個徹頭徹尾的自我利益體系。除非有最高層的官員的發話，並不存在這一體系與世界媒體、中國自身的公民社會之間流暢、及時的信息交換，也難以存在迅速而又有效的行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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