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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國事與家事

http://www.CRNTT.com   2012-07-08 10:08:05

青年周作人（中）與妻子羽太信子（左）。 　　中評社北京7月8日訊／從1986年起，識其作品，研究其生平思想，書寫其傳記，直到今年2月首次全面推出11卷《周作人譯文全集》，學者止庵浸淫苦雨齋主人已二十多年。周作人的著譯將近一千萬字，他說，反覆讀了好幾遍。 　　他試圖走進周作人的世界，發現有5大難處：日記至今沒有完整印行;上萬封書信只見數百;檔案材料不曾全部公布除了南京審判那一段之外，1949年以後周作人不時到派出所書寫的交待材料思想匯報始終未見;當年的新聞報道、訪問記、印象記(尤其是日本部分)也沒有匯編刊行;還有，不同年代各色人等的回憶文章缺乏核實訂正。 　　更有一層，對於“兄弟失和”、“附逆”等重要事件，周作人效倪雲林之“絕口不言”，因“一說便俗”。所以細讀《知堂回想錄》而深感不滿足者大有人在。他的態度則近乎狷介：世人如何解密、評判、闡發，請便。但無論人們怎樣調查考證，能得到的不過是事實的片斷，其中涉及主人公複雜的心理、思想活動的部分，注定成謎。 　　種種這些，令人們至今無法讀到一部翔實可信的生平與思想相融的周作人傳記。同時，在一代代特征各異的解說者或持道德優越感，或偏好戲劇效果，或對歷史慣持倒推式的後見之明，或因愛慕其文而吞吞吐吐那裡，周作人生命中的某些篇章早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魯迅亦然。 “日本人愛美，但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麼不怕醜” 　　人物周刊：有種說法，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好感，是導致他附逆的原因之一。 　　止庵：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周作人親近日本文化，想以它來替代中國文化。 　　從1906年去日本到1945年，40年裡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言論都在那兒。這裡面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他也認為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優勢，但這優勢體現在文化本身，從來沒說過體現在政治上。“七七事變”前他寫的4篇《日本管窺》，還有兩篇《談日本文化書》，講到日本文化有兩種代表，一種是“賢哲”，另一種是“英雄與無賴”，他對於前者很推崇，而對於後者則從來沒有好言語，譬如“英雄者實在乃只是一種較大的流氓”。 　　他並不主張以文化研究的結論來概括一個民族的一切。他說：“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現，往往是一時而非永在，是少數而非全體的，故文化的高明和現實的粗惡常不一致。”他也說過，“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麼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但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麼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現在所有的幾乎全是卑鄙齷齪的方法，與其說是武士道還不如說近於上海流氓的拆梢。”即使在華北偽政府任職之後，他喜愛的仍然是日本的民間藝術或文人畫師的作品所體現的那種文化。這種態度延續始終。 　　人物周刊：您在《周作人傳》裡說，1938年以後周作人的想法和做法跟湯爾和有很大關係，說湯是周作人除了魯迅以外惟一甘願追隨的人。此話怎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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