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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興傑：朝鮮行為的根源

http://www.CRNTT.com   2012-04-09 10:34:21

馬克斯.韋伯曾經提出兩種政治倫理：一種是基於激情的信念倫理，一種是基於結果的責任倫理。這兩種倫理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深刻矛盾，但是一種均衡有序的政治應該是兩種倫理的合體。目前朝鮮的政治倫理還集中於信念倫理，或者說是絕對倫理，在這種政治倫理指引之下，任何政治行為都是不計後果的，比如說，朝鮮會在今年舉行諸多紀念金日成的活動，發射衛星就是其中標誌性的活動。對已故領袖的愛便是發射衛星的純潔而理所當然的理由，無論外人是否相信，至少朝鮮人相信。 　　信念倫理會激發政治的熱情與激情，甚至是戰爭的狂熱，而當激情消退之後，政治就歸於平庸和瑣碎，昔日的英雄就會成為政治市儈或者投機者。朝鮮以革命家金日成起家，革命動員或者革命想象一直是朝鮮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金正日已經成為朝鮮的政治符號，朝鮮的諸種行為就是在鞏固與強化這一政治符號。在經歷了兩次接班之後，朝鮮已經成功地將革命的信念轉變為對金氏家族的熱愛與想象。換句話說，金正日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革命者，更是道德完滿的神，所以，朝鮮的意識形態動員與灌輸的內容已經從神化一個人變成神聖化一個家族。 　　然而，即便一個革命家，也需要追隨者，需要一架由人構成的機器，需要不斷提供物質和精神的獎賞。金正日的“先軍政治”是在獎勵軍隊，提振軍隊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此外，還有一種外部威脅的想象，比如美帝，唯有迫近的外部威脅才能造成國內的團結，證明軍隊的重要性。外部威脅的想象何嘗不是對軍隊的一種獎勵呢？ 　　韋伯有言：“情緒高昂的革命精神過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因襲成規的日常瑣務。”從信念倫理向責任倫理的轉變是政治發展的必然邏輯，朝鮮則一直試圖阻擋這種政治倫理的轉換，最終也是作繭自縛。在神化領袖的同時也受到了神正論的質疑，在進行精明的外交算計的同時也被國內政治綁架。 　　從責任倫理而言，放射衛星是一件有弊無利的事情，但是從信念倫理而言，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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