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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

http://www.CRNTT.com   2012-01-28 09:54:30

評價民國時期外交的標準 　　平心而論，當時中國國內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響外沒有受到外部實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識分子為主的中間派，其成員在思想史上可能頗有影響，在當時的政局中卻不成氣候。 　　而成了氣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簡單地貼“愛國”“賣國”的標簽，恐怕是不管用的。從有利於“中國站起來了”的角度講，評價它們的標準應該有這麼幾個： 　　第一，對外依附的程度，是像偽滿、汪偽那樣完全是“兒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樣基本是外國代理人，還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樣基本上獨立自主，只是在“弱國無外交”的情況下，才有對外妥協之舉？ 　　第二，對外依附的代價，尤其是在一些明顯有損於中國、卻有利於自己黨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問題上，持何種態度？外援並非“無私”，通常都是有“代價”的，而且這個代價不只是“口惠”，必須是“實至”，能夠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相當權力。所以歷史上的專制者都是“愛國”的“國”幾乎就是他家的私產，他豈能不愛？但同時也只有他們最能“賣國”老百姓想賣也賣不了呀。孫中山在密謀革命爭取外援時，曾對日本有很糟糕的許諾，但是當時的孫中山是在野力量，沒有什麼權力，日、俄在華攫取的權益並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當政後真的這樣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寧可自己失敗，也拒絕出賣國家權益的正面典型，則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樹仁。在新疆出現反金政變時，蘇聯曾表示願意出兵為他平定事態，條件當然是金必須像後來的盛世才那樣，聽命於蘇，金的部屬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寧願失敗下野，也拒絕引狼入室，並毅然向部屬發出通電：“我不能圖一時之快，遺萬世之譏。諸君應以地方為重，勿以我為念。” 　　金氏歷史上有功過是非，但此舉確實難能可貴。 　　民國時期其他的一些勢力，就不能像金樹仁那樣決斷，為取得外援，他們願意付“代價”，但也還是有底線。例如，張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願越過底線，最後遭遇皇姑屯之禍。孫中山當年為爭取蘇聯援助，也付出了代價，但他的底線更是明確，從今天披露的檔案看，他與蘇聯的矛盾其實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幾年，他的“聯俄”能否聯得下去確實是個問題，這不僅僅是誰“背叛”與否的問題。君不見就連陳獨秀，這個中國共產黨的創黨總書記，最後都被蘇聯“逼反”了嗎？ 　　第三，對外依附的選擇。從理想角度講，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純潔”的外援而振興國家，當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實很難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純潔”的外援，並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依附狀態，選擇仍然是重要的。 　　民國時期的一些漢奸，以“曲線救國”來為自己賣身投靠的惡行辯護，當然令人不齒，不過我們也確實看到，中外歷史上的確有很多通過忍辱生存，終於實現國家東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對敵忍辱以求最終滅敵典型的就是我國古代越王勾踐的故事，有的則是通過依附於某個列強，“以夷制夷”戰勝敵人，甚至還有依附外力先擊敗自己的同胞，然後自己強大起來再把當初的“主子”幹掉的。 　　當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帳汗，靠蒙古人撐腰，狐假虎威地統一了羅斯諸國包括擊敗了不肯屈服於蒙古人的羅斯同胞諾夫哥羅德，最終壯大到把金帳汗國也打敗了，莫斯科公國就是靠這種不光彩的辦法，成功“崛起”，變成了沙俄帝國。 　　其實莫斯科大公當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羅斯同胞，確實很像是“漢奸”行為，但是這當然不能給我國的那些漢奸提供解脫理由。 　　關鍵就在於，這種“對外依附的選擇”，又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從功利角度，在國際政治環境中選擇最有利於自己國家權益發展的依附對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經強大了很長時間，長到足以讓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後來蒙古人又“適時”地衰落了，坐大後的莫斯科得以反客為主。否則，蒙古汗要是像汪偽投靠的日本那樣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強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兒皇帝了。 　　二是從價值角度，選擇最有利於本國社會進步的依附對象。 　　莫斯科的故事發生在野蠻的中世紀，那時它所處的交往環境中，並沒有什麼更先進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來是落後的游牧民，但與當時諾曼海盜遺風之下的羅斯諸國相比，並不落後，後來羅斯的賦稅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學的）。 　　如果換到近代，假如某國依附於納粹德國而壯大，而且為虎作倀擊敗了民主國家，即便它像當年的莫斯科那樣成功，這種成功難道不可怕嗎？當年汪偽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這樣的邪惡勢力。像南京大屠殺這樣凶殘的大規模暴行，英美法是幹不出來的。 　　被侵略、被殖民，當然是壞事，但正如反對專制並不排除對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評價一樣，當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並沒有認為只是換了個“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對港英時代的感受，當然不同於韓國人或我國東北人民對日治時代的感受。不要說這是因為英國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國人其實最清楚兩者的區別。 　　當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動，幾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國在華基本沒有租界）進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營救措施就是盡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給中國政府。因為落在“英法帝國主義”手裡，還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國主權”之下，必死無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裡的共產黨人就從來沒有防止引渡之說，也沒有哪個共產黨人認為被日本人抓住，會比被國民黨抓住強。毫無疑問，日本法西斯遠比英法野蠻、殘暴，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麼“黃種反對白種”、“東亞反對西方”的日式“反帝”詭詞所能顛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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