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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為什麼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

http://www.CRNTT.com   2012-01-17 09:51:12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1月17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為什麼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內容如下： 　　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講話”，是中國當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里程碑。人們今天所看到的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關。“南巡”的意義在哪裡？簡單地說，它解決了當時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兩個最大的難題，即改革路線的確定和改革路線的執行。 　　首先是改革路線的確定。中國的經濟改革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整個1980年代都處於一種探索狀態。在意識形態層面，執政黨內部並沒有強有力的共識，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當時稱“商品經濟”）之間搖擺。在路線不甚明確的情況下，執行必然出現問題。整個1980年代，在放權和收權之間進退無常。除了最初的農村改革很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儘管都進行了嘗試，但沒有找到一個突破口。進而，執政黨也嘗試了政治改革，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進經濟改革。不過，這方面沒有成功，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但“南巡”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鄧小平的“南方講話”成為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導思想。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是意識形態上的重大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執政黨的基本路線，並表示要一百年不變。 　　路線確定之後，執政黨就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執政黨很快就進入動員狀態，聚集改革力量，實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後，由地方領頭髮動了一場激進的分權運動。1980年代也有分權，但其幅度和廣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後的分權。“分權”釋放出來巨大的改革和發展能量，有力有效地衝擊了舊的體制，在很多方面破壞了舊體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和制度基礎。分權當然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但如果沒有分權所產生的諸多問題，舊體制還是會繼續牢固不動。正是因為舊的體制受到衝擊，執政黨因此進入了改革舊體制和建設新體制的階段。 　　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思想在江澤民和朱熔基時代轉變成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個時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8年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以“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所看到的國有資產的流失。但是沒有這一過程，國有企業根本沒有出路。通過1990年代的改制，中國基本上實現了一個比較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在對外經濟方面，領導層也在強大的民間民族主義壓力下，在“狼來了”的驚呼聲中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從制度上和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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