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背水一戰與十面埋伏：朱清時的改革困局

http://www.CRNTT.com   2011-04-13 14:39:29

西方教授治校的本義是指大學是由教授自己管理、“學術與政治分離”。其中德國的洪堡對教授治校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創建了教授治校模式,他注入了教學自由與學習自由的理念,並且設計了三項基本原則:大學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研究與教學相結合;實施通識教育。在這一理念的倡導下,大學的教授不僅能夠自由地授課,而且還可以自由地研究並發表自己的見解。不斷地研究、追尋學問應是大學必須堅持的原則。這樣就保障了現代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性,其日常的教學事務亦可因此而免受行政部門的過分幹擾。1915年,在杜威等人的領導下,一些大學教師在紐約集會成立“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這次會議上誕生了著名的《1915宣言》,宣布了學術自由的主要原則:教授作為教師和學者有權自由發表言論;除非不稱職或有道德缺陷,教師的職位必須得到保證;教授受處分前有申訴的權利。大學教師類似於聯邦法官的“行為良好便終身任職”的終身制(tenure)。有原則還得有體制,比如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第一年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學評議會規則》,同時組建了大學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以讓更多的教授議決立法方面的事。凡學校法規、學科的設立與廢止、課程的增減與改革、聘請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項,均須經評議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實施。從1918年起,為讓更多的教授參與學校事務,蔡元培根據《北京大學學科教授會組織法》,在北大各學門(系)設立教授會,規劃各學科的工作。學科教授會主任由各學科教授互選,任期2年,無論教授、講師、外國教員,都是會員。隨後,北大行政會議、教務會議和總務處也先後成立。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構了頗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體制。當時數千人規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長,沒有副校長,校長辦公室也只設秘書一人,處理日常往來函件。行政會議、教務會議、總務處三足鼎立,職責分明,各司其職,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機制。 　　由教授治校無疑是一個合理的選擇,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這個選擇仍有質疑之處。意識形態邏輯在大學直接體現為政治治校,如果說政治治校是由人來操辦的,教授治校也是由人來執行。政治治校的人如果是性惡的,教授治校的人也是性惡的;如果政治治校的人是性善的,那麼教授治校的人也是性善的。如果從善惡論的角度來說,政治治校的主體是官員,教授治校的主體是教授,官員治不好,教授同樣治理不好。因為官員治不好就轉到教授治理,以為教授就比官員治理得好,那是天真的想法。要知道,大學評估正是因為教授的無良和無恥才使得評估造假成風、勞民傷財。 　　人文課程難以卸載意識形態的包袱 　　朱清時認為南方科大可以作為中國高教改革試驗田,“南方科大將來不僅要學術、教學國際一流,並能引領文化潮流,真正讓大學成為思想庫,推進社會的進步。”  　　具體公布的措施有:在課程設置上南科大將對課程進行優化壓縮,強調學生的人文氣質和素養;百分之百使用國外原版教材,並採用全英文授課;具體上課的人都已經定好,請的都是知識專家和學者,如中科院院士張景中教授講授高等數學、中科院院士陳國良教授講授“計算機基礎”、著名物理學家陳應天教授講授“普通物理”、香港科大李澤湘教授講授工程創新導論、中科院院士朱清時教授主講創新能力培養課程、香港科大丁學良(微博)教授領銜組織設計人文教育課程,實施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全面教育體系。自然科學的教育雖沒意識形態,不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里無產階級數學、物理學、生物學之類,但自然科學里批判懷疑的精神會滲透到社會科學中來,會對意識形態化的教條提出挑戰。社會科學的全英文授課形式不是新舉措,問題是社會科學關於人文關懷、普世價值、公民權利、人權等觀念將會對現有的意識形態提出最嚴峻的挑戰。而意識形態的反彈與反撲有可能會讓社會科學的全英文授課流於形式。深圳不是香港。結果更可能是普世價值讓位於特殊價值,或者普世價值被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