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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邊界30年

http://www.CRNTT.com   2008-12-10 00:06:33  


 
  就在這次反偷渡會議上,就逃港的性質和原因曾一度出現尖銳的爭論:到底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但李定說,基層幹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窮,只是過去沒人敢在高級別的會議上說出來。

  後來過了很多年,他們才瞭解到,鄧小平在1977年到廣東視察時就講明:“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9年初,楊尚昆也來到了廣東,出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等職。他和習仲勳在延安時期就很熟悉。

  楊尚昆下去調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習仲勳一樣,他對“文革”後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們的國家搞得混亂不堪,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現在還有百分之幾的人吃不飽,有的地方甚至還有賣兒賣女、大量逃荒的,國家搞成這樣,令人痛心。”

  楊尚昆同樣要求地方幹部把生產搞上去:“現在最苦的是農民,首先是讓農民喘喘氣,休養生息。要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首先把農業搞上去,爭取農業大豐收,讓人民吃飽肚子。”整整10天,楊尚昆先後前往佛山、順德、中山、珠海、斗門、臺山和新會等縣,向社隊幹部和農民瞭解情況。

  持續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視。1979年6月10日開始,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會議,研究廣東反偷渡外逃問題。

  代表廣東省委彙報的寇慶延最後請中央指示。李先念說:總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發展生產。再就是要懲辦一些,這是輔助手段。“生活問題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發展生產,才能安定人心。”這些話記錄在編號為“粵辦字〔1979〕58號”的文件裏。

  中央的思想傳達到廣東,與習仲勳、楊尚昆想法不謀而合。在惠陽地委的反偷渡外逃會上,習仲勳對大家說,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產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與香港那邊還有相當差距,也可以穩定人心,大大減少外逃。

  這個講話隨後被印發到廣東省各地政府,成為調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據之一。

  發展生產第一個是調整種植計劃。1979年秋,剛剛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糧食自給的前提下,可適當調減糧食種植面積。

  結果只用了兩年時間,全市就挖了7萬畝魚塘,改種7萬畝蔬菜田,是原來的10倍。農民不僅減少了負擔,還增加了現金收入。

  那時分管寶安財貿工作的李定說,他本想帶著蓮塘的幹部養雞,但超過5只就是資本主義。“這邊不行,我們就去新界養雞。”

  雖然農民都可以憑《過界耕作證》進入香港,但是必須早進晚歸。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慶延請到蓮塘的大隊辦公室,說要在新界建個養雞場,靠生產治外逃。他希望寇慶延給個政策,允許20個養雞場工人長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這20個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這20個人就是逃港了。”

  寇慶延當場在李定的報告上簽了字。李定就帶人在新界搞了20萬隻的養雞場,規模當時在全國都是罕見的。

  廣東當時另一個新措施就是“五定一獎”,即定勞動、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產量,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

  在這種體制中,勞動力越多的農戶發展就越快,過去靠逃港寄錢養家的家庭慢慢沒有了優勢。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來種地搞養殖。

  當時橫崗鎮有個姓鐘的宣傳典型。她的兩個兒子都外逃到香港,後來因為磨豆腐、養豬、養雞,勞力不夠,就把兒子叫了回來,最後一家就養了一萬多隻雞。

  李定說,到1983年前後,回鄉定居搞種養的外逃農村青年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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