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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金融強國夢想的重要戰略路徑

http://www.CRNTT.com   2016-04-04 08:28:25

積極引導技術和制度“雙輪驅動型”金融創新 　　文章稱，在金融領域，“粗放式”的金融擴張也應告一段落，除了充分重視金融需求的完善之外，更需要從金融供給側來尋找新的驅動力。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包括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移動支付等在內的新技術，已深刻改變了經濟社會生活方式，也開始全面重構金融要素與金融功能。中國已經掀起共享金融、互聯網金融、眾籌金融等一系列概念熱潮。可以說，技術改變了貨幣、金融機構、產品、市場的內涵，重組了資金配置、支付清算、風險管理等基本功能，使得傳統金融運行中的許多“百慕大三角難題”得以克服，最終能夠全面提升金融效率與風險控制能力。對此，亟需在國家層面上構建金融技術發展戰略，引導行業規則與標準的制定與完善，從而在“擠出泡沫”和“摒除劣幣”的同時，推動整個金融體系的“版本升級”。另一方面，制度變遷在現代金融運行中同樣能夠釋放出良性動力，從全球來看，普遍面臨的普惠金融挑戰帶來了制度優化的空間；從中國自身看，金融市場化過渡期存在的許多矛盾，也使得制度創新仍然不容忽視。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制度改革觸及“核心”之後，細微變化可能帶來巨大的利益格局重組，因此需要高度重視改革透明和突出公共選擇。同時，政府推動改革的“頂層設計”不在於精英規劃，而在於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和維護，這也需要各方對影響中國金融大趨勢的短期、中期、長期制度因素，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與把握。 　　實現金融與實體部門的共享共贏 　　文章強調，金融強國需要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基礎。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洗禮之後，各國均在反思金融創新要避免脫離實體的問題，因為一旦金融沉溺於“自我遊戲”之路，則逐漸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一則，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金融創新在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脫離實體”的情況，歸根到底在於金融部門在交易中相對實體部門有明顯的談判優勢，背後可能是競爭不充分、信息不對稱、資源配置失衡等多方面因素所致，在中國可能某些因素的負面影響尤甚。由此，要使得金融走下高高在上的“神壇”，回歸服務實體的“初心”，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中以市場化導向來改變體制因素造成的金融“強勢”，同時在“增量改革”中為金融活動創造競爭更有效、交易更公平的模式。二則，為了促使金融與實體部門能夠達到共享式發展，還需努力構建新型的產融結合生態體系，使得二者能夠在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等方面找到更多共識，不應將金融與實體對立起來。三則，應把金融改革重心放到基礎性金融產品、核心金融市場方面，並且著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避免沉溺於過於複雜的金融模式和“做大做強”的資本衝動，大力支持能夠直接扎根和服務實體的金融創新，防止各類複雜、衍生、結構型金融創新出現過猶不及。 　　建設全新的政府與金融部門關係 　　文章分析，金融強國需要理順政府與金融部門的關係。進入21世紀以來，政府推動的金融部門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積累了許多新的矛盾需要解決。在新形勢下，迫切需要政府減少對金融部門的“父愛主義”，重構更加健康的政金關係生態。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決定著中國金融能否從“躁動的青少年”轉向“心智成熟、身體強健的中青年”。首先，雖然金融機構的股權多元化日益明顯，但各種隱形的政府直接干預似乎依然存在。在金融機構的發展策略制定、日常業務運行、人力資源管理等，有時行政色彩仍然濃厚，甚至出現某些傳統體制複歸的跡象。在監管部門、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處理與金融部門的關係中，亟需改變這種既有理念，把宏觀政策、政府工作與金融業務運行區分開來，在制度方面設定“市場傳導區”而非“行政教鞭”。其次，有效處理好宏觀審慎與服務政府政策的關係，使得政策因素成為金融市場的“參考項”而非“約束項”，避免造成金融機構行為扭曲。我們看到，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層面，旨在控制風險的金融業監管規則已經逐漸在與國際接軌，但是在現實中卻往往讓位於其他政策目標。再次，政府要成為金融部門市場化運行的“守夜人”，還需更重視金融業的有效資源流動與市場充分競爭，盡快完善各類金融市場的准入與退出機制，並給予民間資本更大的發展空間，使得金融“血液”流動在經濟“肌體”中更加通暢。最後，政府在面對金融部門時，牢牢把握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同時發揮分析、協調和服務功能。現代經濟金融變化日益複雜，需要由政府及時、準確、有效地把握金融形勢，突出底線思維，從而更容易為金融體系“增強免疫力”或“對症下藥”；強化政府對於金融部門的服務意識，努力為金融業的低成本、高效運行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構建高效的宏觀審慎框架和監管協調機制 　　文章指出，金融強國需要健康穩定的金融系統。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各國更加關注市場中微觀主體的行為，對宏觀審慎政策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各國意識到中央銀行不僅需要保持幣值的穩定，還需要保證金融體系的健康和穩定，構建以宏觀審慎為目標的政策框架。理論上來講，金融活動的本質是最優配置各種風險，並使其相對可控。實際上，風險的積極性與消極性都很突出，需要理性看待。就前者看，一則，金融風險是金融市場創新和充滿活力的源泉；二則，金融風險對金融市場還起著積極的約束作用，以維持交易行為的理性。就後者看，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的失控，可能對宏觀經濟、金融穩定、市場主體都帶來嚴重損害。首先鼓勵金融創新和控制風險確實可以做到並行不悖，但必須了解“蹺蹺板”的平衡點在哪裡，充分認識到個體穩定並不代表整體沒有風險。這就需要各方都跳出“模糊性”思維和“拍腦袋”決策定式，逐漸以數量化的工具來理性認識金融風險、確定真實風險狀況。其次，中國仍處於快速金融深化與創新的過程中，還有各種體制性的隱形金融風險，加上境外金融影響因素不斷增加，以及經濟周期波動帶來的潛在衝擊，使得此時尤其需要從宏觀審慎角度防範系統性風險。再次，對於各類非系統性風險來說，既需要針對風險本身加以治理，防止其進一步蔓延升級，也需重視“治本”措施。如針對當前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非法集資風險，除了加強防範和應對措施，也需要著力解決中國改革過渡期特殊風險的產生土壤，包括推動民間金融“陽光化”、加快利率市場化、打通“兩多兩難”的桎梏等。最後，則是把完善綜合性監管體系作為重中之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十三五規劃”的說明中指出，“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特點、統籌協調監管、有力有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考慮到新型金融風險往往在監管交叉或空白地帶更易積累，因此加強現有監管協調機制的創新與完善已經迫在眉睫，而構建適應國情、符合國際趨勢的宏觀審慎框架也變得更為重要。 　　提升金融體系的彈性與危機恢復能力 　　文章認為，金融強國需要自身金融體系具有較強的內在危機恢復能力。自上世紀末期金融自由化浪潮席捲全球以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在各國都變得更加頻繁。對於中國來說，無論是前所未有的經濟“新常態”，還是與國際經濟金融要素的聯動性日益密切，都使得目前需要更加重視潛在危機的挑戰。實際上，或大或小的金融波動已經發生在身邊，有些也難以完全避免，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提升金融體系彈性來削弱危機的“連帶傷害”，並且使其更易從危機中盡快恢復。由此需要思考的是，首先，相機抉擇型金融政策雖然有助於更加靈活地影響經濟主體，但卻容易陷入“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困局，對於富有彈性的金融體系來說，更需要推動類似於“內在穩定器”的金融改革，從而依靠自動機制來弱化金融波動性，打造基礎性的金融安全網，諸如存款保險制度、利率走廊機制等，都屬於這一類型，也是貨幣當局應該著力構造的。其次，金融體系的彈性還在於對危機的“緩釋”與“吸收”能力，例如目前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去杠杆”，但在現實中卻往往成為金融部門的“轉杠杆”，即只是在政府、央行、實體企業、居民等不同部門之間進行杠杆率重構，但卻由於除了居民之外的各部門資產負債表趨於“僵化”，難以在整體上吸收“杠杆風險”，這樣在現有體制下，最終風險可能都會落到中央財政身上，直到危機的臨界點。由此，除了需強化金融自身“消化杠杆”能力，也應在其他部門的“去杠杆”過程中加快金融資源配置優化，遏制“龐氏風險”的萌芽。最後，金融機構需要不斷提高自身抵禦風險的能力，強化資本金對金融機構的約束，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在風險識別、度量和分散上的優勢，提高金融機構在面臨風險時的應對和恢復能力，進而提高金融體系整體的抗風險能力和危機恢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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