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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走出經濟低谷惟一通道

http://www.CRNTT.com   2015-11-24 07:56:35  


  中評社北京11月24日電/經濟增長率下降中伴隨著的一系列現象,只能說明目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因為存在著嚴重生產過剩,當次債危機打破了中國的外需引領增長過程,並顯示出危機的長期化的時候,中國必須進行從外需主導增長向內需主導增長的經濟轉軌,而能引領這個轉軌過程的只有城市化。

  走出宏觀認識的誤區

  國際金融報發表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文章表示,當前對宏觀運行狀態的最大爭論,就是已經持續了四年的經濟下行趨勢,特別是去年以來的顯著下滑,究竟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認為是正常的人說,經濟下行是動力轉化,是結構升級,是增速換擋所帶來的正常變化。因為中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長也已經持續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出現過這麼長的高速增長期,所以高速增長期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所以不用擔心經濟減速會導致宏觀風險,更不是走向危機,而是當下行到一定水平後就會自然停下來,經濟下行的底部應該是7%左右,是中速增長水平,所以當前的持續經濟下行,是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的正常轉換。這種認識,可叫作“中速增長理論”。

  而持續的經濟下行是在走向一場生產過剩危機。產業發展理論說明,在特定歷史階段內,使用要素最多從而提供產出最多的部門,與人均收入水平是有著明確對應關係的。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由農業、工業與服務業這三大產業構成,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中的主導產業,也會發生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規律性變化。從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經濟增長從農業主導向工業主導的轉移變化中,經濟增長率是提升的,在工業化過程中,從輕工業主導向重化工業主導的轉換,經濟增長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為顯著,只有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增長轉換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率是降低的。

  之所以堅決不能同意所謂的“中速增長理論”,是因為四個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發展階段轉換的確會帶來增長速度變化,但轉換中出現減速,只出現在從工業主導增長向服務業主導增長這個特殊階段。既然如此,那麼有誰敢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工業化任務已經完成了?因為中國有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戶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達8.9億,統計的城市人口雖然高達7.5億,其中卻有3億常住人口是農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億。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這種情況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去年農民人均收入雖然已超萬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來上升了60%的農村物價指數後,去年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匯率計算,也就剛過1000美元,這是城市人新千年之始的水平。而進入新千年以後的13年,中國經濟進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長期,也只是初步解決了4.5億城市人口的生活現代化問題,如果中國的主體人口還在1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後還會有8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要進城,中國經濟怎麼就會結束了高速增長期了呢?現在所說的產能過剩,都是對著總數不足5億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說的,拿過剩最顯著的鋼鐵產業來說,雖然去年鋼產量已超8億噸,但人均剛剛超過600公斤,而發達國家都是人均1噸產能的時候才實現了工業化。所以,由於“中速增長理論”的隱含前提,是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而這與中國發展階段的現實,是嚴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會說,你在前面已經說美國是在2500美元,歐、日在3000美元左右進入到服務業主導增長階段,那麼中國目前已經超7000美元,已是日歐上世紀70年代水平的翻番,為何不是已經完成工業化了呢?我們首先應該看到,中國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現價美元計算的,而戰後70年平均,美國的通脹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會貶值30%,所以若按不變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也就是剛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拋開複雜的通脹因素,我們只看第三產業勞動力比重,因為發達國家在發生向服務業主導增長時代轉換的時候,服務業產業就業比重都無一例外地超過了物質生產部門比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發生在2011年,當年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過去兩年的趨勢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剛剛超越40%,這樣的就業結構,能證明中國已經進入到工業化完成期嗎?

  第三,中國如果是正在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的正常過渡,則經濟指標的變化也應該處在正常狀態,正像人從中年向老年過渡一樣,如果是正常的生理變化,人不應該感到明顯不適。但是過去四年的經濟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卻表現出越來越顯著的經濟病症,如企業利潤嚴重下跌,鐵路貨運量猛烈下跌,PPI顯著下降,M1增長率顯著放緩,發電量跌入歷史低谷,以及產能利用率的持續大幅度下降,並低至西方市場經濟爆發危機時的水平,所有這些指標變動方向,無一可證明中國經濟目前是處在正常變化範疇,而是明確表現出生產過剩危機的特征,試問“中速增長理論”,能對這些變化給出合理的解釋嗎?

  第四,還有一種解釋,叫“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是說由於中國經濟處在結構升級期,相對於原有供給結構的消費需求已經消失,但新消費卻因產業升級需要一個時期而不能滿足,所以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增長在這個特定時期都會慢下來。初看起來這個解釋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實在不禁一駁。發展經濟學說明,產業結構升級是人均收入增長的結果,因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對技術複雜程度更高的產品的消費需求,在中國,最鮮明的例證就是在改革開放30年中,家庭耐用消費品從上世紀80年代百元單件級的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向家用電器等千元單件級,乃至新世紀初向住房與汽車等萬元以上單件級的過渡。但是還是前面所說的道理,中國直到目前還有8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農村人口,他們的消費還停留在千元單件級階段,而遠沒有進入到萬元、十萬元乃至百萬元階段。拿家庭汽車來說,2013年全國城鎮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量為26輛,但即使在廣東和浙江這樣農村經濟發達的省份,每百戶農村居民擁有量也沒超過10台。實際上,日韓等東亞發達經濟體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家庭汽車普及率都已超過50%,拿這個水平衡量,即便是當今的中國城市居民,也不能說已經到了消費水平足以帶動產業結構出現新升級的時代。

  顯然,所謂“舊力已盡”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當中國仍有8億農村人口住在主要建材是磚瓦木料,而不是鋼筋水泥房中的時候,有什麼理由說中國的鋼鐵、水泥、玻璃等建材工業已經嚴重過剩了呢?當幾億農民遠離親人在城市打工而頭無片瓦的時候,有什麼理由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業已經嚴重過剩了呢?
 
  以上四個方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看,都是站不住腳的,走不出這些認識誤區,就不會有結構調整的主動性,經濟下行就不會停止。

  為什麼只有城市化是出路

  文章分析,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會再度出現本世紀初到危機爆發前那樣的高增長,下一步能夠看到的,只能是危機的頻繁爆發與長期化。從美國看,雖然2008年-2014年經濟總共增長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製造業產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機前實體經濟停滯而虛擬經濟膨脹的老路,爆發新的危機就在眼前。

  自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縮,新千年以來中國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運需求的BDI指數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債危機爆發後的2008年,BDI指數也沒有跌到過700以下。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有油價下跌影響,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貿易,可能會出現自次債危機以來的新一輪收縮。次債危機爆發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跟著淨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國的淨出口率掉了6.2個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從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個百分點。由於外需下降又沒有內需接替,過剩的矛盾當然就暴露了出來。

  其次,在生產過剩的背景下,打開內需的惟一選擇就不會是投資而是消費。雖然有人主張以投資開啟內需,但2009年以來用投資開啟內需的結果,是帶來更嚴重的過剩,因此這種觀點的聲音也不強,雖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礎設施投資保增長的老路,但也是無奈之舉,因為政府也很清楚,沒有生產的增長,基礎設施投資也走不遠。那麼就只剩下消費,又為什麼必須用城市化來開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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