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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京沙林毒氣事件看恐怖主義與日本社會

http://www.CRNTT.com   2015-03-21 10:52:12

二十年的時光，留下了什麼？  　　3000餘名死傷者中，相當多的幸存者將在餘生中被後遺症和心理障礙困擾。這是恐怖主義襲擊帶來的可怕後果。與此同理，在美國“9·11”事件之後，相當數量的遺屬連世貿大廈雙子塔倒塌的畫面都不敢觀看，嚴重者甚至對雙塔建築都存在著嚴重的心理障礙。這些人中，一部分人通過合理的治療和康複手段，成功跨越了心理障礙，但是恐怖襲擊事件本身將永遠成為他們一段痛苦的記憶存檔。  　　對於記憶的不同解讀，使得這些人對待邪教與恐怖主義的態度有了分歧，這也代表了日本社會內部的混亂狀況。但是強調“一致性”的日本，對於邪教和恐怖主義又有著相似的整體態度。  　　邪教在1995年之後成為了日本國家安全部門嚴厲打擊的對象，直到現在，教義較為偏激的宗教團體都是日本各地警察系統著重關注的“潛在犯罪群體”。因而對於偏離主流宗教教義的宗教團體，日本雖然有著法律保護的“宗教自由”，但暗地裡也施加打壓。進入21世紀，這一政策更是覆蓋到了具有海外背景的宗教團體上。法輪功、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等等存在巨大爭議的邪教或宗教團體都被嚴加看管。這些邪教或宗教團體散發廣告、報紙的行為也常常被街頭警察勸阻。“奧姆真理教”的恐怖回憶使得日本社會對於本國新興宗教保持著長期性的排斥態度，宗教團體的登記人數在1995年之後暴跌，直到2009年以來才開始有小幅回升。  　　“奧姆真理教”在日本的傳播，恰恰是借由日本社會人心混亂和信仰缺失的“後泡沫經濟”時代才得以成功。1991年泡沫經濟幻滅後，很多日本人在股票、房地產、收藏等虛體經濟市場中“一夜回到解放前”。經濟的崩潰帶來的是對傳統個人價值觀的不信任，而伴隨著這種現象社會化，日本社會在1991-1993年均保持著“信仰渴求”的狀況，新登記的宗教團體數量呈幾何式增長。一些教義激進的宗教團體更容易聚集起一批對社會現實絕望的“失意者”。  　　與此相似的是，1990年代面臨著嚴重經濟問題的其他一些國家與地區，一樣是“氣功”團體、激進宗教團體和邪教團體傳播猖獗的地區。而日本社會在沙林毒氣案之後，面對著經濟狀況與邪教、恐怖主義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也認為經濟情況的改善有利於國家安全環境的水平提高，在國家經濟增長陷入整體停滯時，改善國民經濟狀況和生活滿意度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在1997年後，原本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水平處於中等水平的日本才努力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僅用了幾年時間就將社保水平提高到了發達國家中的較高水平。日本當下，宗教團體短時期內是難以具備轉變為恐怖組織的能力了。  　　對待恐怖主義，日本社會盡管長期強調“打擊”，但也只是維持在泛泛的口號上。沙林毒氣案的發生使得之後十幾年中，日本社會對於恐怖主義抱有一種略帶悲觀的態度——“我可能根本猜不到什麼樣的襲擊會發生，所以我幹脆努力讓社會成員不去接觸可能有恐怖主義存在的地域或者事物”。日本伊斯蘭世界問題研究領域的規模、每年前往中東地區的人次在1995年後和80年代相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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