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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揚：西方意識形態的攻防轉換大歷史

http://www.CRNTT.com   2014-04-16 11:30:29

而當時的英國，從一開始就沒有加入“神聖同盟”，其時，又正是那位不屑於歐洲協調機制、信奉“光榮孤立”、“一國保守主義”的喬治•坎寧擔任外相。正是他，在這個關鍵時刻公開提出了“民族自治權”新原則，並於1823年春宣布承認希臘叛亂者，第二年開始向希臘起義軍提供貸款。 　　雖然後來俄國也轉而對土耳其宣戰，最終與英法一起促成了希臘獨立，但列強之間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利益博弈，也徹底埋葬了原本就建立在抽象原則之上的“神聖同盟”。英國的策略尤其意義深遠：人民革命固然可怕，但英國的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更為重要，如果能讓其他大國的後院起火，達到削弱爭霸對手的目的，支持人民革命又何妨？ 　　右翼聯盟內部的國家，出於爭霸的需要，不惜輸出左翼的意識形態，支持“盟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勢力，製造動亂和分裂，以達到削弱對手的目的。這是帝國主義者的一大發明。今天的希臘雅典，還有一個以坎寧的名字命名的廣場。在希臘這方面，這是在紀念坎寧在本國革命歷史中的貢獻，而在梅特涅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眼裡，這是在紀念一種新的國際政治遊戲的誕生。遊戲的制勝秘訣就是：誰相信原則誰完蛋，敵人和朋友隨時變。那句後來很流行的名言“沒有永恒的敵人和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至少晚了一個世紀。 　　■ 更高級的遊戲 　　右翼集團是世界的統治者，對他們來說，“神聖同盟”的瓦解意味著靠複辟和反動來維護世界秩序已經不可能了。俄國幫助法國實行了君主立憲制，本國卻還維持著最黑暗的沙皇專制，終於激起了十二月黨人革命。自此以後，將王室與祖國區分開的近代民族主義，終成席捲之勢。 　　然而，具有強大的駕馭能力是所有成熟的統治集團的特征，很快，歐洲的右翼統治集團就學會了駕馭民族主義這匹烈馬。他們精明地發現，民族主義既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一旦培育起右翼民族主義，這個主義就可以被當作促進國內政治安定、將民眾收攏在對外征服的帝國主義大旗之下的合適工具。 　　19世紀中期的拿破侖三世和俾斯麥，都是新型的統治者，在他們的年代，到底是國王要打仗還是民眾要打仗，已經不容易區分了。這些成功駕馭了民族主義的政治家，依靠右翼民族主義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崛起和擴張。後人評價俾斯麥：前期是建築師（統一了德意志），後期是征服者（使德意志成為帝國）。整個19世紀，非洲、亞洲和大洋洲各殖民地的人民，都見證了列強的“人民帝國主義”侵略浪潮，歐洲城市街頭流浪漢搖身一變成了非洲某河穀或南太平洋某島國殖民地總督的鬧劇，到處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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