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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談中日交惡的背景與日本走向

http://www.CRNTT.com   2014-03-07 08:59:30

針對當年日本試探性露出的“否定共識”牌，筆者曾在第一時間為《聯合早報》寫了《釣魚島爭議與日本的四張王牌》的評論文章，剖析當時日本的戰略。所謂四張王牌，一是“中國威脅論”；二是“兩岸分裂”牌；三是“經濟”牌；四是“北京怕亂”牌。 　　不過，事隔14年的2010年，當日本民主黨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開否定兩國存有共識（否認與中國之間存有領土爭議）時，筆者注意到東京手中其實只剩下三張半牌。因為，原本作為向中國施壓的最大王牌，即以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為武器的“經濟牌”，已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而喪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經濟牌”之虞。 　　但如果進一步分析，與1996年相比，“兩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於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購島事件”（2012年）之後，東京最得意的拿手把戲，莫過於鼓吹“中國威脅論”和渲染“北京怕亂”牌了。 　　從這角度來看，一年多來，北京日益強硬的姿態，對於東京來說，也許最大的衝擊，就是東京再也不能利用北京為“維穩”而“自我克制”（日本媒體的慣用語）的弱點，施展其強勢的鄰國外交戰術。 冀圖收回三個“反省談話” 　　值得注意的是，正當中日摩擦日益加劇的同時，日本與另一重要鄰國，即與日本享有“共同價值觀”的韓國，也在獨島（日人稱之為竹島）主權的歸屬問題上發生劇烈的爭執。 　　至於安倍的參拜靖國神社，揚言要收回三個日本官方早年為緩和亞洲民眾不滿情緒而發表的 “反省”談話，更引起了國際輿論界的嘩然和抗議。這三個談話就是，一、1982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宮澤喜一為收拾教科書問題殘局而發表的“宮澤談話”；二、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為慰安婦問題發表的“河野談話”；三是1995年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發表反思二戰的“村山談話”。對於這三個口惠而不實的談話，老實說，亞洲輿論界的評價並不高。但就連這口頭上的聲明也要一筆勾銷，則不能不令人對日本領導人的基本史觀及其今後的走向感到不安。 　　當然，安倍首相的這些言行，並不是某些論者所說的為討好選民的政治秀（即“選民迎合論”），也不是因為一小撮右翼捆綁日本國策的結果（即“右翼綁架論”）。恰恰相反，安倍妄圖否定侵略史及其參拜“軍神”的行為，是與其第二次內閣的最大目標，即完成“告別戰後體制”的使命分不開的。這也是曾被視為“不負責任”和“無能”首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權的唯一“合理解釋”的理由。 　　說得更加坦率些，安倍的“告別戰後體制”，其實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後政治總結算”路線和1993年小澤一郎拋出的“普通國家論”的翻版。三者的共同目標，無一不是要拋棄限制日本軍力的“和平憲法”。這個“夙願”，其實也是打從1947年日本實施戰後新憲法那天開始，與戰前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保守派人士力圖摧毀與修改的法典。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級戰犯的前首相岸信介是如此，鳩山由紀夫的祖父鳩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是被認為是“重視經濟、輕視武裝”的戰後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據小澤一郎的解讀，其內心想的也是要在適當的時機，擺脫戰後憲法對日本的牽制。 　　換句話說，戰後日本保守陣營內部的“鴿派”和“鷹派”雖然時有爭議，但在憲法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彼此之差異，充其量只是對修憲的不同時間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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