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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審視：日本為何不服氣東京審判

http://www.CRNTT.com   2013-09-14 10:23:33

東條英機被審判庭傳訊   　　審判是“政治權力的工具”，被告選定、適用罪名等都從屬於美國的占領政策 　　東條英機在臨刑前曾表示：“歸根究底，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它只是勝利者的正義而已”。東條的說法或許不足采信，但對東京審判提出質疑者，也包括參與審判的印度籍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以及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當東條的辯護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請上訴時，道格拉斯拒絕受理，其理由是：東京審判“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工具”，而“不是一場自由的、獨立的審判”。 　　所謂審判“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工具”，實質上是指審判受到美國戰後政策影響，即美國在東京審判過程對被告人的選定，適用法律、適用罪名等進行幹涉。以被告的人的選定為例，其選定系依據美國“太平洋史觀”——“大東亞戰爭=進攻珍珠港=東條英機”。在這種史觀的影響下，造成審判對“官僚及財閥等人的責任未被追究”，忽視了日本對東亞民眾所犯的罪行。由中日韓學者所共同編著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就直指東京審判的缺陷：“由於美國單獨占領日本，所以對審判有絕對的發言權。基於利用天皇的影響而順利實施占領的考慮，美國與天皇的親信及政治家合謀，以‘東條等陸軍軍人對戰爭負責’為由，使昭和天皇免除了戰爭的罪責。官僚及財閥等人的責任也未被追究。”日本研究者同樣認為：“（免去天皇責任）無論在實際上還是在象徵性上，都大大削弱了東京審判的意義，表現出了東京審判具有的政治審判的性質。……天皇不僅沒有作為侵略戰爭的責任者受到追究，甚至沒有作為證人受到傳訊。這是因為美國為了順利有效地實施占領，根據占領政策上的判斷，認為天皇是一個非常有用的人物。而領會此意的基南檢察官，為了從東條那里引出免除天皇責任的證言，挖空心思地說教誘導，甚至到了滑稽的地步，這在今天已為世人所知。由此可以看出，審判最終還是從屬於美國的占領政策。為了實施占領政策，美國不惜無視最本質的問題，採取政治優先、權宜主義的政策。”（大沼保昭著；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後責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26） 　　審判是“偽善鬧劇”，盟國以“陰謀”論罪日本，是有意淡化其自身的侵略殖民色彩 　　東條英機等23名被告，被判定自1928年1月1日起即互相串通，並開始執行他們宰制東亞及鄰近地區之“共同的計劃或陰謀”（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照判決書的說法，被告大川周明早在1928年以前，即已開始鼓吹日本應將東西伯利亞及南海列島、西太平洋納入其勢力範圍，並預言日本終將與西方勢力發生衝突。此後，約自1928年起，大川的這個陰謀變成了一小撮陰謀者的共同陰謀。從1928到1945年間，這一小撮陸續加盟的共同陰謀者，先與非擴張主義派系進行奪權鬥爭，然後通過對國家機器的掌控，控制了日本國族的心智及物質資源。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既定的、共同的陰謀，為了發動“借以達成陰謀目標之侵略戰爭”。 　　日本研究者認為“陰謀罪”太過牽強、實難成立。批評者指出，“陰謀罪”在其母體英美法上已存在很多問題，將這樣一個概念用於國際法，且不只是適用於有關東軍蓄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而是總括性地使用與1928年—1945年，“是極有問題的”；此外，戰前日本政府、軍部方針存疑、意見有分歧，東條在戰爭結束前一年即失去權力，其內閣更曾一度設法與美國妥協，因此東京審判把日本的戰爭責任歸給一小撮互相串通的共同陰謀者，並把1928-45年間的一系列事件解讀成是陰謀之展現，這整個說法很顯然是一種十分簡化的、經不起檢驗的偽歷史，無法作為入人於罪的法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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