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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嚴重貧富差距容易使人緬懷毛時代 | |
http://www.CRNTT.com 2011-12-31 14:56:37 |
運動一個接著一個。 高華至今還留有一份《討瞿戰報》。 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部作品,高華在1968年就讀過,瞿也是他非常喜歡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納悶的是,瞿怎麼突然間就成了個大叛徒?而且一會兒說賀龍是反革命頭子,一會又說平反了,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疑團越滾越大,真相到底是什麼。幾十年後,後代到底要怎麼看這段歷史?帶著這些疑問,恢復高考後的1978年,當其他同學熱衷於經濟、法律等“有前途”的專業時,在第一志願裡,高華填報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年輕時的這些經歷,在高華看來是治學必備。“對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對歷史有多少理解”,高華非常認同法國年鑒學派的觀點,中國前輩學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歷史學乃是一種理解,而決不是以尋章摘句為盡其能事的。” 十年一劍 高華至今還記得在大學課堂上,老師講司馬遷《報任安書》時,自己的激動心情,而範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諄諄教誨—“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以及陳寅恪先生“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和“滴水觀滄海”等觀點,他都十分認同並奉為座右銘。 1979年,入學未久的高華,讀到了周揚的一篇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文中,周揚將延安整風運動與五四運動、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並論,且冠之以“偉大”。 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運動,高華頓時有了濃厚興致。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冒出了跳出官學窠臼,並就此寫出一本真實史書的大膽想法。 經過十餘年的資料搜集和反覆思考,高華對延安整風運動研究的輪廓,也越來越清晰了起來。而真正動筆,卻源自蘇聯解體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舊收音機裡,傳出了莫斯科廣播電台的緊急通告。“蘇聯處在危險中”,“緊急委員會告蘇聯人民書”,“戈爾巴喬夫改革進入死胡同”,這樣的內容一遍遍地播放。 “當時我就覺得,時機到了,應該寫了。” 在收音機裡愛國歌曲的伴隨下,一切準備就緒的高華,攤開大幅稿紙,鄭重開始了《紅太陽》的寫作。 兩個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間狹窄,條件很差,四面透風。 白天在房間寫作;晚上,家人要休息,因為吸煙甚烈,高華把桌子挪到了廚房。廚房的地上鋪滿了資料,所有他能找到的素材,都準備在手邊,每一章,每一節如何寫,白天先構思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高華成了張鳴筆下的那杆“大煙槍”。 “這是出於個人興趣的一項獨立寫作”,對於這樣一本因為將毛澤東作為研究對象而備受關注的書,高華說,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寫作的。為做到不受牽絆,他從沒有向校方或者其他部門申請過任何資助。而且,在寫之前,他甚至並沒想過要出版。他只是覺得,人這一輩子,尤其在40歲之後,要做一兩件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而這件事在當時的他看來,意義足夠大。 從準備到完成,十多年裡,各種材料,除了圖書館的借閱,多數是高華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裡擠出錢來購買的。書寫出來後,在很長時間裡,手稿壓在家中,而且因為從來就沒有認為這本書能夠在大陸出版,於是也就未覺得失望。最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接手,也是在朋友的推薦下,抱著“試試看”的心情達成的。 “其實我一點都不著急,真的。”高華蜷縮著雙腿,邊喝茶邊說。 關於延安整風,在整理史料時,高華發現,數十年來,意識形態解釋學早已將這一運動搞得雲環霧繞,面目不清。為此,他不但在大陸查閱了目前已開放的幾乎所有檔案資料,在香港和美國出差期間,他也搜集了盡可能多的素材,然後對這些材料進行歸攏和甄別,反覆研究體會,融會貫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最重要的是秉筆直書,唐代史家劉知幾的這一觀點,高華頗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實為依歸,遵循據事言理的治學方法,少評論,多叙述,這是高華寫作《紅太陽》一書時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實交代清楚,至於嚴謹的理論分析,雖然他也認為極其重要,但他擔心書中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的判斷。 1992年年底,高華完成了該書初稿的三分之二,接著他用很長時間做了補充研究,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終定稿。2000年,該書在香港出版發行,隨即迎來史學界熱議。 當初的手稿因為交與香港出版方校對,現已遺失。出版一年後,在香港賣得不算多,但內地的盜版卻大量出現了。“別人說墻外開花墻內香,我倒談不上因此痛苦,因為一開始就沒想出版。到後來能在香港出版,我覺得也可以了,我對歷史有個交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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