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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辛亥革命的起因 | |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
面對這樣的情況,哪能不絕望? 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嚴重的後果之一是激發了漢族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滿族統治者統治260多年,仍然沒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們實行滿蒙貴族處處優先的制度帶來的惡果。統治型政府拒絕轉型,又加重了漢族各界厭棄滿族統治者的情緒。 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後,各地摧枯拉朽,紛紛宣告“獨立”,那是對朝廷絕望的諮議局與革命黨人合作的結果。他們在各省聯手,成立“大漢軍政府”。 武昌起義後,武漢軍政府通告各省,開宗明義就說: “滿洲以東胡賤種,入主中原,殘德相沿,幾三百載,淫威虐政,未遑具論;然以神明華胄,而戴此犬羊餘孽以為宗主,是亦曠世之奇羞,絕代之巨恥也。”(《武漢軍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開國文獻》第一輯史料三第261頁,國史館1996年台北版。) 大部分省份發表的文告大同小異;華夷之辨的氣息非常濃烈。 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礎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值得慶幸的是,建立了漢族為主的政權後,早已在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占據絕對優勢的漢族,理性地對待滿族,很快轉換語言,眾口一聲主張“五族共和”,除少數幾個地方外,避免了民族衝突。 與民意背道而馳,清政府自己點燃了革命導火索。 (三)踐踏法治引發保路運動 問:光是不准提前開國會和退出皇族內閣,還不至於掀起這樣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滅得不夠快,沿海各省的請開國會運動好不容壓下去變為潛流,又製造出西部的保路運動。 事情是從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內閣的第二天的關於鐵路幹線國有的聖旨引發的。5月20日,朝廷又批准郵傳部粵漢、川漢鐵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銀行借款合同。從清政府主觀意圖看,為的是加快鐵路建設,鞏固邊防:“川路奉命改為國有,實因民力艱難,雖竭二十年畝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邊防難辦。”(《盛宣懷、端方致王人文電》,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43頁,中華書局1863年北京版。)過去把這一措施解讀為賣國勾當,過於簡單化了。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中國建設鐵路就開始萌動了。動因是外國資本為中國這個大市場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議修鐵路?朝野各方激烈爭辯了將近三十年,鬧了許多令人噴飯的笑話。1889年,清政府終於認定,鐵路非修不可。列強抓住這一機會,與搶占勢力範圍的野心相結合,推動築路高潮的興起。有清一代共築鐵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戰爭(1894年)以後修的,年均544公里,絕大部分是外國投資或借外債建成的。(1912~1927年修了3422公里,年均214公里。1928~1937年,包括東北,共修7996公里,年均800公里,但日本人在東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當時的鐵路是利潤高達40~70%的暴利行業。1903年開始,國人為維護主權和分享利潤,也極力擠進這一領域,掀起收回鐵路主權運動。湘鄂粵三省以美商違反合同為理由,要求收回粵漢路自辦,終於在1905年8月以賠款675萬美元為代價,廢除了美商建設粵漢路的合同。在這個鬥爭鼓舞下,浙江、江蘇、山東、直隸(河北)、吉林、雲南等省收回路權自辦運動風起雲湧,並收回了一批路權。為此,1903-1907年間,全國有15個省創設了18個鐵路公司,其中17個是商辦、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楊勇剛:《中國近代鐵路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頁。)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粵漢鐵路公司和川漢鐵路公司。後者創辦於1904年1月,1907年轉為商辦。它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為全川士紳和田主廣泛參與的公司。至1910年止,實收股本高達一千一百九十八萬三千兩。(宓汝成編:《中華民國鐵路史資料》第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漢鐵路公司,本身就是新舊社會遞嬗中產生的怪物。這個公司成立於1904年1月,四川總督錫良倡議創辦,最初是官辦公司;1907年轉為商辦。1908年聘請詹天佑為宜昌至萬縣段總工程師,但當時他無暇兼顧,直至1909年才上任,並推動工程在這一年年末正式開工。從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級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兩個嚴重後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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