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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中國第五代政治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1-01-06 11:54:42  


 
  “革命鬥爭”對外時往往會受到綜合實力及國家關係等因素的限制,於是就比較容易轉向和對准內部。事實證明,用鬥爭文化來統領和平建設,就象唐吉柯德錯把風車當作對手而反覆進行無謂衝殺一樣,最終淪於瞎折騰和自亂陣腳,並扭曲破壞了文化中的人文互信及務實品格。

  隨後的“改革開放”文化是對極左模式的撥亂反正,是中國社會走向正常化與可持續發展建設的開端。一時間,中國出現了經濟領域與政治文化改革齊飛的良好局面。更加可貴的是,中國文化知識界自近現代及“五四運動”以來,所努力推動的民族現代啟蒙教育和意識,在幾經戰爭與政治動亂的干擾阻斷之後,又得以恢復和重新出發。

  但在“改革開放”文化的後期,改革與保守雙方形成了僵局,經濟改革開始超前於政治改革,啟蒙思潮也逐步喪失主流。這造成兩個惡果,首先就是傳統權力結構沒有得到及時優化重組;再就是許多意識形態層面所難以撼動的、屬於根深蒂固的文化落後與頑疾,尚未得到充分改造。

  新時期的“市場先行”文化,其積極方面在於中國終於開始系統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束縛,更大幅度地調動起市場力量,邁向經濟發展的新台階,並開始與國際經濟體系與模式溝通接軌;但問題是由於經濟和金錢單腿超前,滯後的權力管理體系和文化積習意識卻踉踉蹌蹌,由此催生了更多的權錢勾結,官員腐敗,畸形致富,及資本原始積累的醜惡重複。

  近幾年實行的“和諧企穩”文化,試圖借助中國傳統智慧,調理社會中的官與民,貧與富,公與私等複雜甚至嚴峻的關係結構。譬如其一方面給予了信息和互聯網時代的民眾以一定權利空間,甚至開始對中下層官員及非政府社會精英的言行,形成了某種大眾監督制衡;但另一方面,“和諧穩定”也時常被利用成掩蓋問題,逃避責任,和壓制批評的借口,從而給此種政治文化的業績打下了不少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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