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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個被強拆家庭都有清華博士 | |
http://www.CRNTT.com 2010-12-07 13:43:57 |
地方官為何會忌憚“窮秀才”?身份社會:身份不同,權利與義務也不同 英國法律史大家梅因說過:“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運動。”所謂“契約社會”,就是法治社會,人與人之間,人與政府之間,憑訂立的契約如法律來調整關係,在契約面前人人平等,與身份無關。在此之前,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曾有過“身份社會”的階段。在“身份社會”,不同的人之間因“身份”的差異有不同的權利與義務。 有了官籍,一夜間身價百倍 而“身份差異”在中國社會格外突出且歷史悠久。儒家強調用“長幼尊卑”的差序格局來調整社會關係,就是維護一種“身份社會”的秩序。因此在中國幾千年來,“身份”實在太重要了。寒窗苦讀的農家子弟,一旦考中進士,就是“釋褐”“通籍”了,不再穿“民”的服裝,而具有了“官籍”,一夜之間身價百倍。“生員”是科舉時代最低的“功名”,但一旦有了“生員”的身份,赴官衙見縣令可以不跪,犯法以後官家要禀報學台衙門褫奪其身份才能用刑。 地方官忌憚的是窮秀才可以整合的資源 地方官到一個某地赴任後,對當地的舉人、秀才客客氣氣,除了自己是“科舉共同體”一員這種素樸的情感外,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身份不同的背後,其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是有差異的。比如一個普普通通的秀才,比可以破家的縣令弱勢得多。但他讀過書,通聖賢經典和朝廷律法,可以以此為武器和官家交涉。地方更官忌憚的是,也許他有朋友、同窗中了進士,在朝為官,他可以在縣令管轄不到的地方尋求力量——超過地方官控制能力的外部因素,可能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風險。 從“清華博士”到“我爸是李剛” 關注強拆:清華博士、複旦博士更能吸引眼球 王進文的公開信能讓家鄉的地方官如此重視,亦是這個道理。他比古代的“生員”更為有利的是,還可以利用網絡這種現代通訊、傳播技術,使“身份”的影響力最大限度地發揮。 “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生”的家被“強拆”,在強拆事件不斷的當下,更具有諷刺意義,更吸引眼球。就如復旦大學博士生的父親在強拆中被打死一樣,眾多媒體會予以關注並廣為報道,從而對地方政府形成相當的輿論壓力。 地方官員:要最大限度減低官位風險 而地方政府對這件事也許還有兩重考慮。一是要盡快從輿論漩渦中脫身,誰也不願意成為接連不斷的強拆新聞中的新熱點。二是公開信的作者是清華大學的博士生,雖現在尚是無權無勢的書生,可很難說其背後沒有當地政府無法掌控的社會資源做奧援。誠如《蝸居》中的宋秘書所言,能用錢擺平的事就不是難事。用有限的錢買穩定,所買的服務其實就是最大限度減低當地眾多官員“官位”風險。 車禍現場:“我爸是李剛”,你爸爸呢? 在今日中國裡,對王進文巧用“身份”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多數人能充分理解。其實最近兩個知名的“官二代”,即說出“我爸是李剛”的李啟銘和被同學舉報而老家警方為其排憂解難跨省抓捕舉報者的馬晶晶。他倆其實也是典型地利用“身份”。李啟銘撞死人後想到的不是請律師來為自己辯護,減輕罪責,而是想到用父親的名號來威懾;同樣,馬晶晶完全可以去法院對舉報人提起民事訴訟,但其官二代的身份,遂使舉報人因言得咎引起“跨省追捕”再在中國大地上演。 從這個角度來說,王進文和李啟銘、馬晶晶,對“身份社會”的認識都是很精准的。其實,不獨三位受過高等教育的80後,今天中國一個70歲的老農也清楚這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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