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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騷亂 “現代”思想的受累者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09:00:05

放大點看，當前深刻影響了吉國安危的族群裂痕，又並非為吉國所獨具，而幾乎是在原蘇聯軀殼上新建立起來的那些國家的共性。當年蘇聯解體，其中一大重要成因，就是族群關係在蘇聯後期明顯惡化。對此，蘇聯解體前夕曾任部長會議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的回憶錄《大國悲劇——— 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就以“在場”者的身份作深刻揭示。 　　蘇聯不複存在，順應“民族自決”要求產生了大量新國家，這些新國家是否就不再有“民族問題”或族群隔閡了呢？現實情況是，讓蘇聯分崩離析的那些思想武器，今日則在折磨著那些新生國家。究其原因，恐怕與民族主義思想本身的局限深刻相關，而這種局限，又被現代民主政治的原則所放大。  　　現代世界的兩種主要政治思想，一種是民主主義，另一種就是民族主義，這兩種“主義”有共生關係。但民族主義乃是一件“百納衣”，縫補了形形色色的不同版本。當19世紀後期以後，民族主義不再堅持早期的“政治民族”理想而與具體族群結合到一塊時，在民主原則上生長出來的“一個民族(ethnic)，一個國家”和“民族自決”要求的流布，就使民族主義更多表現為一種分裂力量。這種景象，在蘇聯解體前夕即曾表露。應該說，族群隔閡和糾紛，在蘇聯時期一直存在，但後來成為撕裂蘇聯的“重磅炸彈”，卻與在戈爾巴喬夫治下推動的政治改革有關。民主與公開性在一個封閉社會的突然放開，也順便打開了族群衝突的潘多拉魔盒——— 倒並不一定真是分屬不同族群的民眾間有什麼深仇大恨，但各族群的精英“先鋒”之流，卻實實在在從操縱族群對立、建構民族主義中找到了自己“民主”上台執政的機會。民主訴求就這樣奇怪地將族群隔閡媾合在了一塊，這種現象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民主化過程中，同樣展露無餘。  　　建構現代世界的那些“好”的思想都有它的適用限度。族群隔閡、族裔民族主義在當代的發展及其為禍於世，與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直到今日仍設想了一個有差別的世界有關。當世界因“族群”“民族”的不同而區分出“我們”、“你們”時，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性就容易被忽略不見，由此進一步演化為敵我兩分就自然而然。在此思想前提下的全球主義、世界主義等“先進思想”，都容易蛻變為具體國家、族群、利益集團在追逐權勢時的幫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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