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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市場導向構建“一帶一路”政策支持體系

http://www.CRNTT.com   2015-06-07 08:13:27  


“一帶一路”被稱為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2.0版本。
  中評社北京6月7日電/“一帶一路”對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具有重要意義,被稱為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2.0版本。

  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羅雨澤文章表示,1978年以來,通過開放引進國外的資金、設備、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從貿易小國發展成為全球經貿大國。但受區位條件、資源禀賦、發展階段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對外開放呈現出“東快西慢”、“海強陸弱”等不協調、不平衡特點。“一帶一路”倡議構築東西互動、南北互通、陸海統籌、內外一體的新型開放合作格局,為中國優化經濟空間布局、打通國內外兩種市場、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提供了綜合戰略依托。“一帶一路”覆蓋面廣,涉及因素多,地緣政治複雜,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多元,需要政府搭建完善的政策支持體系,為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合作保駕護航。

  “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文章分析,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得到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成為沿線區域加強經濟合作的最大共識,但其具體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挑戰不容回避,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地緣政治風險高

  沿線諸多國家是正處於政治社會轉型期,安全穩定問題突出,宗教、文化、社會矛盾縱橫交織,自身政治風險很大,並且這一地區大國利益集聚,中東是美國長期經營的戰略重心,中亞是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南亞為印度所苦心經營,海上絲綢之路面對的是美國軍事盟友,大國博弈加劇了地區局勢的複雜性。其中的中東、中亞以及南亞是政變和局部衝突發生的熱點地區,被稱為“戰略不穩定弧”。中國近些年來,積極推進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疆界劃定,取得重大進展,但仍有一些領土爭端沒有解決,問題和矛盾依然突出,存在衝突隱患。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進一步上升,中美大國關係進入微妙期,兩國關係走向對地區局勢的影響將進一步增強。

  2.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大

  基礎設施是制約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合作的主要瓶頸,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一帶一路”沿線有競爭力數據的54個國家中,僅有四個國家(新加坡、阿聯酋、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基礎設施競爭力指數高於綜合基礎競爭力指數。提升基礎設施競爭力所需的投資需求巨大,據亞行估計,2010—2020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為8000億美元,而亞洲開發銀行能提供的貸款僅為200多億美元,其中還包括撬動的私人投資。

  3.各國規劃協調對接困難多

  由於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活動布局、人口地理分布密度存在差異,發展重點可能不同。以陸上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為例,中國貨物運輸量大、運輸距離遠,進行鐵路運輸符合技術經濟要求,而中亞國家地廣人稀,製造業基礎薄弱,運輸量比較分散,公路和民航運輸更符合其目前發展需要。在缺乏分擔和補償機制的情況下,往往會出現區域最優選擇不同於一國最優選擇,國際項目難以落地。並且,國際基礎設施建設涉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政策對接和制度協調,在很多情況下,即使對雙方都有利,項目也很難推動,除了面臨“市場失靈”之外,還面臨“政府失靈”風險。

  4.政策溝通和經貿合作機制建設滯後

  該地區不少國家法律不健全、不穩定,自由貿易區建設水平較低,國與國之間仍存在較多貿易投資壁壘,如實施較為嚴格的許可證准入制度等;海關程序和文件不統一,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和規範不一致,交通物流運輸信號存在差異等,都對該地區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形成了嚴重阻礙。目前的合作機制要麼缺乏大國的引領和強力推動,要麼覆蓋的區域不全或合作層次較低,政策協調和制度建設進展緩慢。

  搭建“一帶一路”支持政策體系的必要性和思路

  文章指出,“一帶一路”建設迎來良好開局,絲路基金設立完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順利,《“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業已發布,成為地區合作、規劃對接的指導性文件,但不能因此低估上述困難帶來的影響。亞洲地區也曾提出宏偉的區域合作計劃,如1992年聯合國亞太經濟委員會提出的亞洲陸地交通基礎設施發展計劃和2009年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構建泛亞基礎設施網絡等,但囿於各種原因進展緩慢,就連執行力比較強的東盟2010年10月提出的《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實施也遭遇困難。突破多邊合作框架實施的低效率困境,除需要強有力的主導者之外,還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建立相應機制,匯聚各種資源,調動各方積極性和主動性。

  中國作為主導者,肩負著平台搭建和政策設計的重任。“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發展戰略,也是兼具國際性和開放性的合作框架,這一點不同於現有的大多數多邊合作機制,其政策設計必須統籌考慮國內外因素,做到內外協調,多方互動,建議思路如下:

  第一,制定核心政策目標。“一帶一路”共建倡議具有雙重目的,一是經濟上的,通過營造良好商業運營環境,打通經濟合作大通道,構築經貿合作平台,建設經濟走廊,消除貿易投資障礙,來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具體到中國又具有多重意義,如外部能源資源礦產安全供應、過剩產能和優勢產業“走出去”、新興市場的進一步拓展、新常態下產業向周邊的主動布局和空間結構優化、改善外匯儲備投資結構等。對沿線夥伴國帶來的是基礎設施建設進程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創造和擴大就業、提高人民收入、改善社會福利等。二是政治上的,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成為影響國際政治格局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如何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並最終推動互利共贏、公平公正全球新秩序的形成,成為中國不可回避的義務和責任。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以經貿合作、人文往來為切入點,增強利益綁定,加深相互了解,增進政治互信,確保中國周邊環境和諧穩定的同時,推進全球和平相處新秩序的形成。

  第二,採取多維視角考慮行動或支持政策。從實施主體來看,可分為國家、地區、機構企業、民眾等多層次;從合作領域上看,可分為政策、貿易、基礎設施、金融、教育人文等領域;從合作條件來看,可分為合作機制比較成熟的地區、有一定合作機制的地區和尚未建立合作機制的地區;從政策作用上來看,可分為便利化自由化政策、支持引導性政策、規範約束性政策、應急處理政策等;從政策屬性上來看,可分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特殊經濟區政策等;從政策作用的範圍看,可分為國內政策和國際性政策等;從政策制定和執行主體可分為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工信部和國土資源部等。

  第三,確定政策基調、主線和選擇原則。中國既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倡導者,也是沿線第一經濟大國,中國GDP占“一帶一路”的份額超過四成,比俄羅斯、印度和土耳其的總和還要多。中國在“一帶一路”中的地位不但體現在經濟總量上,而且體現在產業結構和綜合競爭力上,中國擁有最完整的工業產業體系,是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國的對外工程承包建設能力居世界前列,2014年世界前250大國際工程承包商中,有62家是中國企業,入圍數量居世界首位(見圖1)。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應責無旁貸地擔當主導者和引領者角色,在行動上要敢於承擔義務和責任,在政策上應積極作為。積極作為不等於要急躁冒進,必須量力而行,追求合理回報,確保行動的可持續性。制定政策的主線要將中國的政治需要和經濟訴求有機結合起來,基於中國自身產業優勢和沿線國家的緊迫需求制定相應的鼓勵和支持政策,如基礎設施是制約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和短板,產業發展落後、生產投入不足是制約人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在這些方面能力比較突出,可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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