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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探究:盧作孚為什麼會自殺

http://www.CRNTT.com   2014-05-03 09:48:58  


 
  人們感到意外的,是這樣的悲劇發生得太早,太突然。這就需要對1951年12月到1952年2 月,中國政治風雲的變化,作一點歷史的考察。
 
  據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主持“三反、五反”運動的薄一波在《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裡提供的材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於1951年12月7日決定開展“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其矛頭主要指向黨內的幹部,是要解決黨的腐敗問題的。但在此之前的11月1日東北局的報告裡,已經提到了“資產階級、私商對我們幹部的引誘、侵襲幾乎無孔不入”;12月20日華東局的報告裡,就進一步提出要“發動群眾檢查控告不法商人的運動”。薄一波回憶,12月31日毛澤東在聽取他的匯報時,明確指示:“過去土地改革中,我們是保護工商業的,現在應該有區別,對於不法商人要鬥爭”。1952年1月5 日,毛澤東在北京市的報告批示裡,就正式提出:“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違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沈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鬥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接著就在1月26日向全黨發出指示,要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發動“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顯然,毛澤東是要主動打擊民族資產階級,並且是把它當成“比(武裝)戰爭嚴重”的大戰來打的。在內部講話裡,毛澤東就說得更加坦率而露骨:“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淩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這是一場惡戰”。[29]
 
  沒有材料說明,1952年2月8 日民生公司的“五反”動員大會,是毛澤東親自策劃的;但大會徹底貫徹了毛澤東的指示,卻是確定無疑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與黨中央享有絕對權威,他們的指示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全國範圍得到雷厲風行的執行。這次大會發生的一切,都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戰略意圖;只是抓住的“小辮子”(盧作孚與公股代表相互請吃飯)過於牽強無理,讓人難以接受。
 
  但這對盧作孚的打擊,則是致命的。盧作孚當然知道,其所要打擊的,不僅是他個人,而是民生公司,甚至整個民營企業。這是要控制並最後消滅私人資本的第一個信號,這就觸及了盧作孚的基本追求:如前所說,他是把民生公司及發展民營企業看作是為社會、國家服務的“事業”,並且是他的新中國建設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他來說,是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沒有了“事業”,就失去活著的理由了。
 
  也許會上那位“平日最關心、最親信的一個通信員”的“揭發”,是最讓盧作孚傷心的。這同樣涉及他的基本信念。盧作孚最為自豪的,是經過他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民生公司成了一個全體員工彼此“披肝瀝膽,推心置腹,以相糾其短,相攜於義”[30]、最具“群的信賴”[31]的企業集團,是他最成功的社會改造試驗。如前面所說,他尤其重視的是公司內部資方與勞方的合作與和諧。在1949年以後,他更是在促進勞資關係上下了很大功夫:在1950年7月對公司主幹人員的講話裡,他特意強調“工會的代表”的作用,並以此證明:“我們的勞資關係是正常的”;[32]在1950年9月公司的董監座談會上,提出“今後總基於勞資兩利的原則將生產搞好。本公司之勞資協商會議,俟工會正式成立後亦即正式進行”,[33]試圖通過推動民主管理來加強公司上下一致合作。但現在,卻由公司內部人的“揭發”,將幾十年建立的作為公司“靈魂”的“和氣”頃刻瓦解。而且很顯然,這是公司內部的共產黨組織精心策劃、蠱惑所致,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盧作孚的和諧理想與毛澤東、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路線的一次正面撞擊,而後者的不擇手段,從內部突破堡壘的策略,都是盧作孚料所不及並無法接受、無力應對的:這無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最讓盧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這也是毛澤東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眾面前把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眾“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用這樣的方式來“爭取群眾”,自然是盧作孚無法想象與接受的。據近年新發掘的史料,其實在1952年2 月8日的揭發會之前,2月6日就在民生公司內部開過一次會,要盧作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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