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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與三塊硬骨頭

http://www.CRNTT.com   2013-11-03 09:10:27  


 
03 多元化才能實現穩定

  時代周報:在你的新著《公天下》中,你指出社會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穩定,並把這個作為分析歷史的一個基本框架。那從這個框架或者維度來講的話,你怎麼去分析和評價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歷程?

  吳稼祥:中國社會規模大,對穩定的要求總是非常迫切。1978年以來的改革,最大的難度是在社會不失去穩定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釋放社會活力,應該是這個改革的主導思想。當然,這主要是集中在經濟方面,比如說,農村改革就是承包單幹,恢復農民自己種地的自主權,城市的商業改革,那麼就是企業主的經營自主權,工業改革,包括外貿,就是生產、投資與貿易的自主權。所有這一切凡是強調自主權和自治權的地方,個人的積極性釋放的都是活力。活力在經濟上就是效益。應當說,我們國家在1978年以來獲得的成就不僅是當世無雙,歷史也無二。30多年來能相對順暢地改革下來,應該說是各種要素的一種匯集。

  效率的另一面是社會平等問題,有平等才有穩定。平等和效率相當於人的左腳和右腳,那麼,1978年以來,我們主要邁的是右腳,左腳現在幾乎沒有邁,為什麼沒有邁呢?因為那條腿被一根繩子拴住了。這根繩子就是反對政改的繩子。

  經濟效率的釋放主要靠市場體制,而市場不能自動釋放公平,公平一定是政策實施的結果,政策實施要靠社會體制。如果說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政治體制不是一個制衡的體制,那麼,市場釋放活力或者提高效率的結果,就必然導致社會不公平的持續加劇,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並危及市場本身。

  時代周報:改革就是要改出新的方式、新的邏輯,而大多數人還是沉浸在舊體制、舊習慣之中,如果沒有一個信息過程和學習過程,要想成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吳稼祥:改革呢,第一個就是鄧小平的“兩試法”——試點和試錯,第二個就是甜頭主義,就是先找那些一改革馬上就會有甜頭的領域,比如說承包就是這樣,承包後農民就有飯吃了,比如說城市裡的小餐廳承包,一承包經營就好了,這就是甜頭嘛。改革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假如一下子全國鋪開,各個地區都不一樣,甜頭還沒有嘗到,苦頭先到了,這種改革不就死了嗎?比如一些過去認為敏感的領域,現在全國有好多地方,實際已經有些試點了,而且甜頭已經顯現。但是,上面到目前為止思想還沒有統一,所以有些地方的試點三心二意,甚至故意搞砸,好的試點經驗,也沒有得到肯定和推廣。

  但我相信,這個問題已經擺在大家面前了,因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配套的市場化改革必然導致不平等加劇,如果想避免最後崩盤,只能啟動全面改革。

  時代周報:中央和地方關係問題至今仍未釐清,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糾結。你怎麼去看待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兩個階段的不同?比如,1994年以來的“分稅制”導致的中央和地方關係的新變化。

  吳稼祥:1980年代的稅收體制是“分灶吃飯”,完成了中央上繳的份額剩下都是自己的,所以地方的發展,資源相對來說比較豐富一些,活力相對來說比較大。我們把這個可以叫做財政多中心治理,地方的有限財政主權。1990年代以後,這個權力基本上就上收了,地方留下的可支配財政收入相對較少。一方面,因為中央的錢有點多,多了以後就胡作非為了,幹了一些不該幹的事情,不是為老百姓負責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地方政府要幹一點民生的事情也沒錢,所以為了要創造出收入,土地成為最快的、也是最大量的一塊,其中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現在的“血拆”現象。地方的財政窘迫,加上任期制,再加上土地所有權的空置,現在全中國是處於一個“戰爭狀態”,我把這叫做“中國第四次土地戰爭”。政府和農民之間奪地,應該說與1990年代以後財政中央集權的能力過強,地方財政回旋餘地縮小有很大的關係。

  與1990年代以來的改革相比,1980年代可以說是一個不同的改革。人人都知道1980年代是個黃金時代,為什麼是黃金時代呢?多中心治理嘛,權力下放、增加活力,假如是沿著這個方向走,如今的整個社會狀態就會不一樣。把錢收上來容易,要再發下去就很難,比如說“營改增”、小微企業增值稅暫免,稍微讓一點,但讓得很少,等等,這些事情從某種程度上都是對1990年代以來政策的矯枉,但是到目前為止,都在治標,小打小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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