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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千帆：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

http://www.CRNTT.com   2012-12-05 14:40:17

2.近代中國的人格變異  　　如果說儒家文明在自己的主導地位不受挑戰的前提下還能顯得雍容大度，那麼在近代持續不斷的列強打擊下則顯得固步自封、顓頊守舊。數千年來，儒家文明缺乏來自發達文明的實質性競爭和挑戰，致使中國從來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對周邊民族一向採取居高臨下的姿態，因而在面臨強大西方文明時自然產生拒斥心理。清政府的屢戰屢敗、抵制改良不僅危及政權合法性，而且最終也讓儒家文化成為落後的替罪羊。在內斂、自省的儒家文化傳統遭到顛覆之後，中國社會變得愈加憤世嫉俗、怨天尤人，並把洗刷民族屈辱的希望寄托在強大的國家機器上。國家主義在儒家的政治人格中本來就時隱時現，而政治專制傳統的沿續和強化最終消滅了傳統道德人格，使國民淪為尊嚴滅失、恥感蕩然、為權力玩弄於鼓掌之上的人。  　　中國近代歷史教科書鮮明體現了國民性格的根本變異。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的戰敗和屈辱固然是列強恃強凌弱的結果，但同樣也是愚頑不化的清廷和社會保守勢力一再拒絕改革的結果。然而，中國歷史教材對自己的過錯鮮有提及，而把全部責任推給了“帝國主義”，進而仇視這些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這些靠自由民主發展壯大的國家只對自己的選民負責，並不對不決定本國政府命運的外國負責，更不會對它們本無好感、鄙視有加的專制政權和臣民負責。鴉片戰爭部分是執迷不悟的最高統治者一再閉關鎖國的結果，火燒圓明園則是由中國官兵虐殺外國使團所引發，但是一個不知反省的失敗民族卻對自己的所有失當視而不見。雖然現政權不需要對百年歷史負責，但是為了把中國打扮成一個可憐無辜、飽受欺凌、乞求“解放”的弱國，硬是從官方教科書裡抹去了不利於國家形象的歷史真相，把百年歷史打扮成一部“可歌可泣”、“前僕後繼的英勇奮鬥”史；執政者出於自己的需要將清政府簡單描繪為對外腐敗無能、喪權辱國，不斷將禁煙等對外策略之爭升格為“愛國”與“賣國”的路線之爭，誇大中國的外交失敗並抹殺自民國以來的外交成就，利用民族虛榮心兜售軍國主義歷史觀，煽動敵視西方的民族情緒以維持自己對民主憲政的抵制。中國人時常抗議日本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卻不知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比日本嚴重多少倍。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沒有擺脫過政治干預，是一部為了政治目的挑挑揀揀、喬裝打扮、自我炫耀、逃避責任的偽史。  　　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中國之所以一百多年來被動挨打，根本原因在於傳統政治人格缺陷極大束縛了國民素質的自由發展。一群政治上的奴隸是不會受人尊重的，也不可能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平等待人，更不可能保護本來就不屬於他們的國土和主權，而造成奴役狀態的根源顯然不在於“帝國主義”，甚至不在於奴役他們的某個特定政府，而最終在於他們自己，因為是他們接受並維持了國家對自己的奴役。要讓中國真正在世界上站起來，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文明大國，中國人首先要站起來並成為自由的文明人。中國的強盛固然依賴於經濟、工業與科技的發達，固然要學習借鑒西方的先進政治與法律制度，但是最根本的還在於國民人格本身的建設與完善，而儒家道德人格所內含的自重、自省、自強能力本來是足以完成這一使命的。 　　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一夜之間全殲苦心經營多年的北洋水師；中國朝野震驚之餘，卻不僅沒有產生狹隘的民族仇恨，而且掀起了一股學習日本政治與法治文明的留日潮。放在今天，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跡。1915～1916年，皇權的消失使得儒家正統失去了政治庇護，新文化運動開始全面反思和攻擊傳統道德，卻不幸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新文化運動雖然旨在清算傳統人格欠賬，但是過分誇大了傳統道德和禮儀制度的缺陷，拋棄了儒家倫理體系的內在精華，致使中華文明不能立足於自身固有的道德資源而完成復興大業。作為當時的“憤青”作家代表，魯迅只是因為其左翼立場受現政權認同才獲得如日中天的影響；雖然其強烈的批判意識對於當代社會仍有意義，也是他今天繼續受青年追捧的原因，但是他鼓吹的“禮教吃人”只不過是以極盡誇張的方式把全部過錯歸咎於“傳統”而已。在拋棄個人反躬自省和自我擔當之後，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傾向開啟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狂躁時代。一旦儒家傳統遭到全盤否定，國民的道德人格也將隨之發生根本的變異；把皇帝小兒趕下台容易，但是崇拜權力的政治人格不僅沒有絲毫改變，卻在道德人格滅失之後把一個比皇帝強大得多的獨裁者請進來。 　　好景果然不長，巴黎和會對中國陰差陽錯的背叛一夜之間點燃了趙家樓的大火，長期積壓在國人心頭的憤懣和戾氣終於在民族主義找到爆發口，和仇視西方既有秩序的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五四運動之後，在新生蘇維埃政權的積極撮合下，中國很快從無政府主義的極端走向極權主義極端，“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先後替代儒家教義成為國家正統。一個沒有政治人格的國家自然無法抵禦專制主義政治思想的變種入侵，而政治專制的確立和強化最終戕殺了中國的道德人格。所謂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建立在個體人格空殼化的基礎上，至高無上的“國家”幻影吞噬了作為道德主體的個人，使每個人成為一顆沒有獨立價值、沒有內在尊嚴、只能寄生於國家威權之下因而國家可以隨意處置的塵埃。在個人自身失去存在價值和道德常識之後，中國便向“革命”、造反、殺戮等大規模摧毀性變革敞開大門，直至國民心甘情願地聽從“大救星”的命令相互殘害。一個在政治上愚昧幼稚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悲劇民族，無數人用生命和血汗為自己的愚昧、墮落付出代價。  　　中國百年的最大失敗在於未能從根本上反思失敗的終極原因和教訓，讓整個民族徘徊於牢騷悱惻的小人情懷之中。“革命”學說把一切罪惡都推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一切“反革命勢力”，惟獨自己才是一貫正確的先進力量，因而可以採取一切手段消滅革命的障礙。在這套“學說”之下，每個人都因為接受“先進”思想而變成可以無所不為的上帝，不論什麼傷天害理的行為都可以獲得正當理由；任何人和自己過不去都是“進步”的障礙、民族的敵人、國家的罪犯，必欲除之而後快。究其實質，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學說不過是個人或集團暴力奪取國家權力的擋箭牌，假借種種“思想”、“理論”、“主義”將自己膨脹的私欲包裝起來。它們充分調度人的貪婪、狂妄和恐懼，徹底解脫了人對自己和他人的內在責任感，將人都變成除了權力之外沒有敬畏的造反派。  　　革命人格和傳統道德人格是格格不入的。革命者認定自己是絕對正確的上帝，人民實際上是覺悟不高、能力有限、“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手則是十惡不赦、必須從肉體上消滅的敵人。在革命者眼裡，“反動派”只是社會進步的障礙而已；他們豈止是沒有內在價值與尊嚴，他們簡直就只剩下內在的邪惡；無足輕重的灰塵不過沒有價值而已，但是“反革命”注定只能作惡，因而消滅他們不僅為全人類消除了禍患，對他們自己也是一種釋罪和解脫。當然，“一切反動派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因而只有通過先進力量掌握的暴力機器才能摧毀之。在革命的血雨腥風中，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只剩下個別人的淫威，普通人的尊嚴和恥感蕩然無存，解放者成為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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