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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為加沙之戰負責? | |
http://www.CRNTT.com 2012-11-20 10:31:56 |
有資料顯示,巴勒斯坦住房產權自擁率為86%,平均每戶居住面積為145平方米,難民營戶也有103平方。絕大多數家庭有冰箱,彩電和洗衣機。其中,93%的農村戶和92%的難民營家庭擁有彩電;89%的農村戶和82%的難民營家庭擁有電冰箱;82%的農村戶和86%的難民營家庭擁有洗衣機;21.6%的家庭備有進口小轎車,其中難民營家庭擁有私家轎車的比例也達到了9%(是北京的2.4倍)。儘管他們平均每對夫婦生育6.3個小孩,但200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也有約2100美元。有些媒體報道說,一些巴勒斯坦家庭每天的人均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可別忘了,這些貧困家庭絕大多數有8個以上的孩子,十多個家庭人口,請問,按這個標準算,有多少中國家庭的每月的生活支出達到了4000多人民幣? 從新華社加沙分社首席記者馬曉霖的報道里,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數字:一個在以色列境內做助理建築師的巴勒斯坦人每月能掙1200美元,基本和以色列公民同工同酬;一個加沙地帶40歲的制衣廠工人每月也能有730美元的進賬,教師和公務員的薪水則更高了。在巴勒斯坦,60.4%的人口有醫療保險,其餘的享有免費的政府或聯合國的基本醫療保健。僅以2006年為例,美國、歐盟等為巴勒斯坦提供的捐助就高達15億美元。我們經常可以從電視上看到,那些向以色列坦克投擲石塊的年輕人,穿得比我們的城里人看起來更像城里人。說是以色列人剝奪了他們的土地和資源,這種說法在現代工業社會已是明顯的荒謬,我們絕不會聽到深圳的原住漁民抱怨外來的上千萬人占領了他們的土地、剝奪了他們的生存資源。相反,先進的工商業文明使所有人收益。 但哈馬斯能帶來什麼?他們就連最粗糙的電視機、最破爛的汽車、最愚笨的電腦也造不出來,他們什麼都不是。在哈馬斯控制加沙之後,加沙經濟極具惡化,以色列留下的溫室等農業設施,盡遭毀棄。儘管以色列早已撤出加沙,但哈馬斯沒有領導人民去建國,去修路建廠,去發展經濟,因為他們除了煽動宗教狂熱和殺人,什麼都幹不了。巴勒斯坦主流黨派法塔赫前加沙高官穆罕默德.達赫蘭坦言:“如果你問我個人觀點,我很高興哈馬斯受到打擊。巴勒斯坦人現在已經意識到,哈馬斯沒有治理和和幫助他們的能力。” 哈馬斯本質是一種文明的瘟疫 至此,很多人都會發問,那麼哈馬斯為什麼會存在,為什麼這些恐怖主義如幽靈般揮之不去,它們的思想根源是什麼? 對此,我們可以從一個很小的現象說起,記得上中學的時候,一些在各方面都表現差勁的學生最容易受到校外黑社會的吸引。原因很簡單,如果他在正常的競爭中各方面都處於下風,他會急於在非正常的方面找回自己存在的價值。這些失敗學生混入黑社會之後,常常會回學校以欺負人為樂,特別是毆打和羞辱那些優秀份子,這種快感往往極其強烈。國際中東問題專家丹尼爾.派普斯說得好:“把中東的獨裁政治、極權主義和對以色列的暴力活動怪罪於以色列,就好像把犯罪團夥怪罪於勤奮的學生。” 文明的進程一定會有競爭,終點的不平等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生命遭遇。在歷史中,這種不平等雖然會使人類感到痛苦,但每一次僭越人的界限,想追求絕對平等的烏托邦實驗,結果都猶如提著自己的頭髮想離開地面一樣,是增加更多的痛苦。 試想,如果有這麼一群陰暗懶惰的失敗者,他們在經濟、科技、制度、軍事、人權等文明領域的競爭中,全面處於下風,而一個外來者的出現,讓他們驚奇地發現,自己的失敗有了一個最好的借口,那就是將自己的失敗的原因都歸咎於他人,這是何等的輕鬆與快意。當這一借口被披上神聖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時候,懶惰失敗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於當英雄的幻象之中。不學習,不奮鬥,不改善自己的制度與文化,就靠朝坦克扔石塊就能當英雄,這確實是一大墮落的誘惑。 這其實是一種文明的病毒,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種幽暗和墮落,它似乎與生俱來,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在基督教中,它被稱作原罪,在儒家文化里,它被稱作亂善性的情。在人類的文明史中,它始終如影隨形。在不同的時代,它會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論而產生不同的變種,但實質都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自殺。向下的墮落總是比向上的修養要容易太多。我們甚至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不斷與這種病毒不斷做鬥爭的歷史。在王莽的“以德治國”的烏托邦實驗里,在許多農民起義的暴虐中,在太平天國的殘酷與幻想中、在義和團歇斯底里的殺戮中、在德國納粹那裡、在紅色高棉那裡、在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革命”那裡,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病毒的蔓延帶來的一場場反人類、反文明的瘟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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