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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的階層和意識狀況 | |
http://www.CRNTT.com 2012-06-19 08:35:26 |
雙方都在努力影響社會 應當看到,中國民主派和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派並沒有任何區別。在這些國家,一旦遇到問題,民主派首先總想到民主,以為民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後發展中社會,人們往往把西方社會的政治發展史理解成為一部民主化的歷史,同時把一切美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以為民主能夠幫助實現各種期望的價值。 不可否認,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貫穿近代西方歷史。正因為這樣,西方民主也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所學習。但是把所有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體現的價值例如自治、分權和社會參與也體現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這些價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體現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說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動了西方的民主化過程。(在西方民主文獻中,這些其他制度被歸結為“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的制度安排實際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些價值,尤其是分權。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人們所追求的很多價值通過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實現的。當然,不能簡單地把“非民主政體”解讀成為“專制政體”。把人類政治史簡單地歸納為“民主”和“專制”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制度安排是技術性的和中性的,並不能用“民主”和“專制”這樣的具有高度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概念來解釋的。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需要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沒有這些制度安排,就成為不了(近)現代國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並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釋的。例如,很多西方學者發現,西方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戰爭分不開,西方的工業、產業和商業組織文明是工業化的產物。即使在政治社會制度方面,近代國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經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來了。儘管人們不能低估民主化對這些制度的影響(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但很多制度的產生和民主化並沒有什麼有機的關聯。 反觀一些發展中國家,儘管也實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質極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腐敗、無秩序與暴力聯繫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來只是政治領域的秩序,但這些國家把民主的原則擴散和應用到社會、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各個領域,這一方面很容易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質成為問題。“民主可以用來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這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無限天真的想法而已。 左派和自由(民主)派儘管體現為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但兩者之間在很多方面有驚人的共同特點。首先,兩者都來自西方,同樣解釋不了中國的現實。其次,兩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維方式,“非黑即白”。不難理解它們之間的“水火不相容”的狀態。再次,儘管兩者追求的目標不一樣,但都傾向於用同樣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標,那就是激進化,甚至革命。也很顯然,兩者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千方百計占據道德制高點,在此基礎上,把對方或者把各自的“異己者”妖魔化。雙方都具有濃厚的文化大革命時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過之而不及。 更應當看到,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與其說是知識話語,倒不如說是政策話語,雙方都在努力影響社會,影響政府的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會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結合。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一直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行的知識力量。左派這些年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很顯然,至少在一些地方,左派甚至是毛澤東主義非常流行,而文革方式的政治運動則成為左派黨政官員實施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左派也經常被既得利益所用。例如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呈現出高度政治化。既得利益使用的就是左派話語,把國企視為是社會主義的基石,把國企神聖化到不可改革的程度。 討論中國社會思想意識狀態也必須提及草根社會。在草根社會,總體的情況可用兩個字來形容,即“憤怒”,就是說這一階層的很多人對什麼都感到憤怒,也因此被視為是“憤青”。當然,草根社會的憤怒不僅僅存在於年輕人中間,也存在於年長者群體之中。因為是憤怒而非理性,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進思潮所利用,大都也傾向於成為自覺或者被動的犧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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