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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遺產：幾個層面的觀察

http://www.CRNTT.com   2011-10-10 10:25:13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與此不同，另一條線就沒有這樣折騰，但也充滿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現代化變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現代化。鴉片戰爭後就出現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擺脫秦漢以來的“大盜-鄉願”之制，實現古儒“天下為公”理想的呼聲。到了戊戌，開始了以“孔子改制”為輿論準備而以學習“西法”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運動。但是，“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劉錫鴻語)，此種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容改革。他們的倒行逆施不僅斷送了體制革新的一次機會，而且直接導致了庚子國難。 　　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並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後，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於“文化”，而在於專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變法要“激進”，但兩者共同點都是針對制度而非“文化”。筆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稱為“反法之儒”引進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嘗試。到了辛醜國恥後，辛亥革命前，由於國難日深，也由於日本變革的影響等原因，人們對“反法之儒”的興趣漸消，而學習西方，實行憲政、革命成為思想界關心的重點。但是那時也並沒有反儒非孔之說。 　　辛亥前中國經歷了基督教迅猛發展的時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黨，從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孫中山，到武昌首義功臣孫武、吳兆麟、蔡濟民、熊秉坤、彭楚藩與劉複基，據考證都是基督徒，甚至還有基督教中國籍神職人員和司牧組織也積極參與了革命。但是，無論革命運動或者立憲運動，本身都並無宗教色彩。孫中山的著作中經常稱引“天下為公”之類的儒家經典，革命黨人中也有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還有號稱“革命和尚”的釋太虛和蘇曼殊、鐵禪等佛教徒，在寧波等地，一些寺廟還組織了“僧軍”參加革命。可以說，當時人們關心的是專制還是民主，而對信基督、佛陀還是信孔孟並沒有看得多麼對立。 　　辛亥革命時期是民族主義高昂的時代。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反滿興漢”，而立憲派的民族主義比較重視國族意識，強調在列強瓜分危險中追求中國的自立。但是無論反滿興漢還是國族自立，當時都沒有被與尊崇或禁絕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為一談，很少有人認為信基督還是信孔孟與愛國還是賣國有什麼關係。當時作為民族認同象徵的主要是一些符號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謂“漢衣冠”。從革命前的剪辮易服開始，恢復、振興“大漢衣冠”的呼聲一度高漲。武昌首義後的軍政府門衛穿起宋代武士裝，錢玄同則在浙江軍政府任職時穿上他特地考證出來並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這一切都出自自願，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當時並沒有什麼人主張實行民間服裝統一或服裝管制。而他們透過這些認同符號凝聚“民族意志”後所要實現的，則是每個國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權利和國民整體(國家)的對外主權，而不是什麼宗教、學派和思想的至高無上地位。同一個人，身穿“漢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揚自由民主，學術上熱心國學研究，政治上為國人內爭人權、外爭主權，都是完全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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