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從人口結構變動看宏觀經濟現實問題與未來走勢

http://www.CRNTT.com   2011-07-12 08:37:11

工資上升不是長期高通脹的推手 　　問：在分析本輪中國通貨膨脹成因時，有一些觀點認為工資上升是重要推手之一。您對此是否贊同？ 　　彭文生：人口結構的變動影響經濟的潛在供給和潛在消費需求，從而影響長期的平均CPI上漲率。我們將年齡介於25歲和64歲之間的人口定義為生產者，而將2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的人口定義為消費者（25歲以下，64歲以上的人口也可能參加生產，但其生產能力相對較小，更主要是消費者，儲蓄的能力低），然後計算生產者（儲蓄者）與消費者數量之比。目前中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比在120%左右，顯示每100個消費者對應著120個生產者，潛在供給大於潛在消費需求。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間超過100%的，有一種普遍認同的觀點是，中國經濟正是在上世紀90 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轉為過剩型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顯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人口結構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隨著生產者數量大幅超過消費者，供給相對於需求變得相對充足，儲蓄上升，支撐高投資，推動產能擴張。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和上世紀90年代相比通脹在過去十年顯著下降。 　　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生產者多於消費者的經濟體，平均通脹率較低。過去10年中國平均通脹率約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平均通脹率分別為5.5%、6.9%和7.7%。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有多種，人口結構的差異是一個重要因素。2010年印度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比率約為80%，表明每100個消費者僅對應著80個生產者，而這已經比2000年75%的水平有所上升。巴西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比率在2010年剛達到100%，而2000年時僅為80%。越南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比率現在是95%左右，10年前只有75%。中國的情況更接近於發達國家。過去20年美國和英國的生產者顯著多於消費者，而日本和德國處於這一階段的時間更長。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通脹率顯著下降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並非巧合。 　　當然，並不是說在生產者顯著多於消費者的國家，其通脹始終處於低水平。過去10年中國經歷了三輪通脹周期，通脹的上下波動受經濟周期（包括總需求和貨幣條件變動）影響大。從本輪通脹看，主要原因還是全球金融危機後國內外非常寬鬆的貨幣環境。從國內來講，2009~2010年貨幣和信貸大幅擴張帶來通脹預期和總需求壓力。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也造成輸入型通脹壓力。工資上升必然增加生產成本，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強度的增加有部分抵消作用。退一步說，沒有總需求強勁和寬鬆貨幣環境的配合，企業把上游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的空間有限。 　　展望未來，生產者對消費者比率預計在2015年達到頂峰，然後緩慢下降，在相對長的時期，中國的生產者人數都會顯著超過消費者，仍是供給充分的經濟。但中國與發達國家比，有一個重要差別，就是所謂“劉易斯拐點”對城鎮勞動供給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過去，農村富餘勞動力很多，農村邊際勞動生產率相對於城鎮很低，造成低端勞動力工資低且增長慢。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減少，近幾年低端勞動力工資上升加快，對企業成本壓力增大。從這個角度看，有一些觀點認為“劉易斯拐點”造成的工資上升將推動中國通脹長期處於較高水平。我們認為，“劉易斯拐點”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城鎮化的過程遠沒有結束。因此，工資的上升幅度長期內仍然要受到勞動力轉移這一供給因素的制約。有些分析拿中國現在的情況和日本上世紀60年代，韓國上世紀70年代比，認為中國未來平均通脹率會在5%左右。但是，中國和日本與韓國一個重要差別在於，當年這兩個國家總體人口結構是短缺型的（日本上世紀60年代生產者對消費者比率是83%，韓國上世紀70年代的比率只有約60%），所以不能簡單地比較。 　　從中長期看，還有一個政策通脹容忍度的問題。過去10年，中國平均通脹率約2%，但高點在8%。通脹是個周期性現象，上下波動大，如果平均通脹率是5%，高點就會大大超過10%。基於社會經濟現實，很難想象政策會容忍如此高的通脹率。通脹容忍度和人口結構也有一定關係，一個老齡人口占比越來越重的社會，對通脹的容忍度會降低。短期內，考慮到農村富餘勞動力規模的不確定性，勞動力供給緊張有可能比一般預期的要嚴重，也就是潛在增長率可能已經顯著下滑，如果政策判斷失誤，還追求過去的高增長，通脹壓力就會增加。從目前政策調控的力度看，這個風險在降低。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