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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三家村札記》最初發表了吳晗的《古人的業餘學習》和廖沫沙的《從走路和摔跤學起》，鄧拓對我說：沒有打響，言不及義。當時我很不理解，只覺得那兩篇文章寫得不錯嘛。不久，鄧拓寫出了《偉大的空話》。對當時說大話、說假話、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不良思想作風給予了有力的抨擊。 　　廖沫沙《怕鬼的“雅謔”》發表於赫魯曉夫焚毀斯大林遺體後不久。寫完這篇稿子後，廖沫沙打了電話讓我去取。後來他告訴我，此文是從反修的角度入手的。廖沫沙還寫過《向老虎求教》、《看看歷史上的“蠢豬”》，但是當時有規定，反修的文章一律由中央報刊發表。從這個角度考慮，《三家村札記》沒有採用。 　　1962年5月，吳晗在《前線》第10期上發表了《說道德》，認為對統治階級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繼承。稿子送來後。我也沒看出什麼問題，因為說道德，總不能割裂傳統。但這篇文章在對馬列詞句的引用以及理論的闡述方面有不夠周嚴的地方。發表後，編輯部收到了一個名叫張文清的讀者來信，他從學術角度，對吳晗的《說道德》提出不同意見。我把信送給鄧拓，鄧拓說給吳晗看一看。吳晗閱畢，又寫了一篇《再說道德》。於是張文清再來信，與吳晗爭鳴。後來，編輯部給張文清去信。聲明他的稿件已給吳晗看過，並將稿子送給一位專門研究道德的同志，請他提出意見，《前線》不再刊登了。不久，《光明日報》發表了別人的文章，對吳晗的道德繼承論提出不同看法，吳晗於是寫了《三說道德》，刊登在《光明日報》上。因發表了兩說道德，在批“三家村”時，《前線》被嚴厲地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並扣上了“包庇吳晗壓制革命群眾言淪”的帽子。 　　鄧拓的《專治健忘症》發表後，曾收到一個名叫戚益的來信，信中質詢鄧拓，健忘症到底指什麼，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給鄧拓，鄧拓寫了批語：“文章是就事論事。關於雜文的寫法，確實是值得探討的。許多讀者也都提出過這類問題，本刊發表的雜文，比較強調正面談問題，不太主張過於隱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據鄧拓的批語，我加上其他讀者的一些反映，給戚益回了信。這件事後來也成為《前線》壓制批評、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 批判初起 　　經過調整，到1962年國民經濟狀況開始好轉。3年困難的緊張局面得以緩解。但是在貫徹調整方針的同時，就不可避免地與“三面紅旗”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從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階級鬥爭，並在抓階級鬥爭的前提下，批判“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左”傾思想重新抬頭，並向正確思想進行反攻。文藝界也接受並貫徹執行了毛澤東關於在文藝戰線和社會科學戰線反對“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轉了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5月，江青在上海組織了圍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有害論》。結果，廖沫沙發表在《北京晚報》上的《有鬼無害論》遭到了批判。 　　《有鬼有害論》發表後，廖沫沙很被動。北京市委不能不管，於是在統戰部組織了內部批判。會上廖沫沙作了檢討，說自己的文章有些文字用得不恰當，不應當宣傳鬼等。在市委的一次會議上，廖沫沙又再次檢查了錯誤。廖沫沙寫書面檢查的時候，找過我和《北京晚報》的同志，請我們幫他找些相關的材料。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檢查刊登在《北京晚報》上，編者按說他的檢查是誠懇的。當時北京市委覺得用這個辦法就可以把賬還清了。彭真也說過：“廖沫沙關於《有鬼無害論》的檢查做得不錯。別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對方的問題”。廖沫沙在統戰部實際上已靠邊站，後來到了北京郊區搞“四清”去了。 　　然而中央上層對“三家村”的批判僅僅是開了個頭。1964年8月，華北局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彭真、劉仁都前往參加。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從北戴河打來的長途電話，讓我在兩天內趕寫一篇批判吳晗道德繼承的文章，寫完後送往北戴河。同時，劉仁、鄧拓電召吳晗到北戴河寫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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