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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與中國文化自覺

http://www.CRNTT.com   2010-11-02 13:31:38

其次，鑒於是在社會科學層面展示了傳統儒家思想和制度的語境合理性，因此費孝通也就展示了儒家思想對於在世界變化中的近代中國的局限性，以及在當代變革的必然性。這在理性上界定了儒家思想和實踐作為制度的邊界，界定了儒家作為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的歷史性。因此費孝通指出，面對20世紀的世界，中國人如果要活下去，富裕起來，為什麼儒家思想和實踐是不夠的。 　　費孝通的思路是給人啟發的，即任何文化和制度都是為了人民或民族的生存，而不是為了實現某個或某幾個先天綜合判斷，實現上帝的或其他的道德權威的絕對命令。費孝通對儒家思想的文化表達是有所“損益”的，損或益的標準並不是“真理”或“心”，而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中國人的整體利益。 　　因此，這就可以解說費孝通為什麼似乎完全背離了據說是因儒家“重義輕利”而形成的鄙視工商的傳統。他自稱一生以富民為追求。不僅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的關注問題是《江村經濟》，而且在之後《重訪江村》和《三訪江村》，他也一再以翔實的數據和細致的分析先是表明了副業(其實已經包含了一部分手工業)後來是工業的重要性，他指出“發展前途最大的顯然是工業”，明確提出了“工業下鄉”的主張。他要比後代儒家更重視社會的物質生產，重視社會的物質財富對於人民安居樂業，對於整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而不是把狹義的文化表達視為首要。 　　但這真是對儒家傳統的背離嗎？若是同一貫首先強調“富之”和“足食”的孔子相比，費孝通先生比那些更多強調教化和心性的後代儒家，包括發表中國文化宣言的新儒家們，都更像孔子。而且重利並不一定輕義，就一定屬於“小人”。在1980年代初，費孝通不顧當時種種非議和壓力，大力支持發展社隊工業。這正是儒家讚美的那種人格力量的體現。 　　儘管是社會科學的進路，但若是從思路上看，費孝通先生堅持的更像是早期儒家“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致知”，因此其實屬於經驗主義的知識傳統，拒絕了宋理學、明心學和現代新儒家的理念主義。不是從閱讀文本或自我反省中獲得知識，他關注社會生活經驗，見微知著，非常善於從日常社會生活現象中提煉問題並將之有效轉化為學術討論。並且由於注重經驗，不強調內聖外王的菁英主義和形而上學，在我看來，費孝通還恢復了至少是早期儒家的那種平民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知識傳統:“子不語怪力亂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強調“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費孝通不僅在這個時代解說了，更是創造了儒家思想表達和傳播的現代話語形式。在比較溫和且願意思考問題的現代知識分子中，費孝通獲得了遠比新儒家更為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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