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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

http://www.CRNTT.com   2010-10-31 09:41:37

五，“星期六義務勞動”  　　這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就能到來，這段時間里就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他們還同樣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後俄國所有五萬人以上的企業悉被沒收。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政府沒有了財源。托洛斯基向列寧建言：  　　“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讓他們尋找活路，但不能單獨地一個一個地去做，而要集體進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掀掉一家一戶的鍋灶，吃大鍋飯……不實行軍事化，這樣的社會化是做不到的……軍事化加上一天兩頓熱飯，大家都一樣。吃大鍋飯的做法定能為社會監督創造必須的條件”。作者們認為恰恰是這樣的革命“急性病”導致了一系列錯誤。“國內戰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同上，496~498頁）。在作者筆下，勞動，根本無“自願”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僅聖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於出生率3—4倍。從1917年到1920年該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饑餓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這里1917年的46名科學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僅有23名。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總數為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同上，498頁）。  六，“全盤農業集體化”  　　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同上，883頁），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消滅之。對富農實行了“區別對待”的政策：第一類，頑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槍決；第二類，予以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三類，則將其掃地出門，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同上，884頁）。蘇共中央派出了25萬名共產黨員工作組分赴各地，兩個月內就有全體農戶的58%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家產包括雞鴨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許多農民屠宰牲口，已經被充公的“富農”的牲口由於無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總存欄數劇減，直到蘇聯解體，牲畜總數也沒有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頁）。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斷發生，也不斷遭到鎮壓，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國家安全部門抓獲，其中18,966人被搶決。這一年13,754例群體性案件中7382件因農業集體化而起（同上，890頁）。難怪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國內戰爭（同上，889頁）。農業集體化後1932年—1933年出現了大饑餓，遠遠超過了1921——1922年列寧時期的嚴重程度。這次國外援助沒有一粒糧食到達饑民口中，歸“聯共中央，國家安全總局，紅軍和‘在農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間餓死的人數是650萬，其中有400萬在烏克蘭，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頁）。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影響更加深遠的是出生率明顯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達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堅持出口糧食換取工業所需的機器。總計“第二次國內戰爭期間（1930—1933年）死亡人數是930萬。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有20萬人逃到中國”（同上，901頁）。軍隊士兵大多來自農村，1933年35萬餘名官兵被發現對蘇維埃制度“不滿”，“鬧事”隱患多達4000起（同上896頁）。可以說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規模清洗“階級敵人”的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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