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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當改革“九四年體制” | |
http://www.CRNTT.com 2010-09-14 09:51:07 |
九四年體制導致“國富民窮”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分權的環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實行藏富於民、於地方的做法。但隨著九四年分稅制的實行,這種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認的是,由於財政大幅度向中央傾斜,中國在過去很多年裡,越來越顯現出“中央富、地方窮”、“國富民窮”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錢,地方也層層向下級政府要錢。財富很快向中央政府集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財富流向中央,很簡單,因為各級政府官員是由上一級政府任命的。 而“中央富、地方窮”的局面必然導致“國富民窮”。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發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會要錢。先是向農村農民收費。各地的農村收費土政策,曾經成為農民集體抗議的主要一個原因。農業稅取消掉之後,地方政府就轉向了農民的土地。現在土地已經成為各級地方政府財政的重中之重。這已經產生了很多負面的效應。其中之一就是房地產價格的飛漲。在抬高房地產價格方面,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價格,而開發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另外一個向社會要錢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企業資方合作。為了讓企業發展地方經濟,多交利潤給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業提供廉價的土地和廉價的工資。壓低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勞工工資,在近年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發生的勞工潮,只不過是前面壓低勞動者收入的反彈而已。 更為嚴重的是,集權已經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權力關系的失衡。很容易觀察到一些很特別的現象。一方面,盡管集權,但中央的政策越來越難以執行下去,地方通過各種方式來抵制中央的政策,這尤其表現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錢”的領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越來越依賴中央。布滿京城的駐京辦,很形象地說明了這種情況。(現在要撤消駐京辦,但可能會不得要領,因為駐京辦完全是地方對中央的制度性依賴的結果。)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所發生的地方企業“央企化”,或者地方求助於央企的情況更是說明了這種趨勢。與央企結盟是地方的理性選擇,通過這種途徑,地方可以得到兩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經濟利益。很顯然,和央企結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來通不過的項目,一旦央企捲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樣,和央企結盟也可得到經濟利益,這不僅僅是因為央企本身掌握著大量的資金,而且也是因為央企對中央政府的巨大影響力。通過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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