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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師 與豬為鄰

http://www.CRNTT.com   2010-08-01 10:53:18

“立這麼一塊碑，我都不知道該和誰商量”  　　“文革”結束後，李賦英再沒去過張季鸞的墓地。但她輕易就能猜出墓地現在的凄涼景象：“從那個時代過來，這些事情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她原本幾乎就要和這段歷史永遠告別了。誰知道1999年的一天，張季鸞旅居香港的孫女突然打來電話，告訴她，一個曾經在《大公報》工作的老人，輾轉找到陵園，卻發現建築已經蕩然無存，墓園又荒又亂，土包也只剩下了半個。據說，這老人在墳前“大哭了一場”。  　　“墓一定要重修，這是我的責任。”這個女孩在電話中說，“我只能拿出一萬元港幣，你能不能幫我做一下？”  　　“我搞了一輩子工程了，這有什麼問題。”李賦英立刻答應了下來。  　　她並沒意識到，這件事做起來要比她所預想的複雜得多。為了批下一塊地，她坐著公交車，從西安市市中心到長安縣縣城，來來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開始，當地政府以為是港商回鄉投資，熱情很高，但結果發現只有一萬港幣，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與幾十年前相比，張季鸞的名字再次出現在這塊墓地上時，顯得低調而草率。  　　幾番協商後，李賦英最終拿到了一畝地。這正是當年陵園盡頭墓碑所在的地方。雖然與陵園最初40畝的規模仍相差甚遠，但她已經覺得“很滿意”了。  　　畫出墓碑的圖紙，並沒有花這個水利工程師太大的工夫。而決定在墓碑上寫什麼字，卻讓李賦英猶豫了許久。這不是60多年前,再沒有政要、名士來題字送碑了，這名後輩只能按照子孫給長輩樹碑的口吻，擬了“先父張季鸞先生之墓”幾個字。至於石碑的背面，她把手中的幾本資料翻了又翻，最後選擇了兩條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唁電，放了上去。  　　最後的碑文，是李賦英請自己在水電工程局的一個同事寫的。她專門買了很多飲料送到同事家。請他為自己題寫了墓碑兩面的兩幅字。這個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師不懂書法，只知道自己的這個同事是“陝西書法協會”的會員，作品得過獎，“還在日本的雜志上登過”。  　　至於搭建這個墓碑的工匠，李賦英在村子裡打聽了很久，最終找到做了幾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沒過幾個月，這個經驗豐富的石匠不僅蓋好了墓碑，還從生產隊的飼養室，把陵園裡原來擺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間運回村裡的。當時，因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麼，他就把這張石台丟在了飼養室裡。如今，這張和生產隊飼養的牛、馬、驢子共處了幾十年的供桌，終於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  　　因為小時候常去張季鸞陵園玩耍，邢炳年對於這次重修墓碑的活計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時候，他自作主張，在斜對門的工匠那裡，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寫有“報界宗師”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頂端。  　　這幾個字，是他從李賦英送他的《張季鸞文集》中看到的。“這是周總理唁電裡的話，”已經66歲的老頭兒說起這件事來，露出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我覺得，他配上這4個字是可以的。”  　　李賦英對墓碑上增加的這4個字非常滿意，她還聽從了邢炳年的另一個建議，按照她原先的圖紙設計，墓地的土包應該澆上水泥砂漿，把它整個覆蓋起來，但邢炳年說，被水泥砂漿包裹的墓地，長不出草來，“人丁不旺”。  　　回想起張季鸞年屆五十才得獨子，李賦英心中一動，立刻爽快地答應邢炳年，讓墓地的逆土裸露著，多長些草。  　　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終於立了起來。李賦英沒想到要做什麼儀式，過去幾個月的工作已經讓她精疲力竭了。事實上，就在石碑立起來之後，不少人覺得，上面的書法字體不好看，“不夠正式”。  　　但李賦英堅持，自己“就喜歡這樣帶點草書的感覺”。“我那個同事還得過獎，人家的書法肯定是不錯的。”  　　不過，聊得時間長了，她也會承認，立這塊碑的過程中，自己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該找誰商量”。那時，好像沒什麼人在意這個早已荒蕪的墓地，一開始，她甚至把墓碑上張季鸞的逝世年份都寫錯了。  　　無論如何，這片荒了幾十年的墓地又開始重新有了基本的模樣。周圍的村民從墓碑上看到了“張季鸞”的名字，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知道這個墓室的主人到底是誰。但這裡終於有了墓碑，有了供桌，原本裂開的墓地也被重新封好了。  　　當邢炳年把被挖開的墓地重新用石板掩好、封上的時候，這片小小的土坡上突然刮起了一陣旋風。邢炳年堅持認為，這肯定是“張季鸞回來了”。他當時抬起頭，笑著說：“正修著呢，你可就回來了。”  　　邢炳年回憶說，那陣旋風圍著剛修好的墓地旋轉了很久，最後才依依不舍地慢慢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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