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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體”在台灣 | |
http://www.CRNTT.com 2010-05-24 12:08:03 |
之二:民族意識的起源與中國 《想象的共同體》認為16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興起背景下的印刷業的蓬勃發展是使民族共同體的想象成為可能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個因素又受到了其他三個因素的進一步推動:拉丁文的神秘化、宗教改革運動、方言逐漸在行政系統中取得優勢地位。 而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形成民族共同體的想象的作用主要表現為:印刷語言廣泛傳播創造了統一而有限的交流領域,改變了人們的同時性觀念(從中世紀的“過去和未來匯聚於瞬息即逝的現在的同時性”到“對他人的穩定的、匿名的和同時進行的活動保有信心的同時性”);印刷資本主義增強了語言的相對固定性;印刷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的占據政治優勢的語言。 這里的分析主要針對的是歐洲,就現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在歐洲這點而言,這樣做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妥。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獨特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16世紀的明朝是否存在資本主義的萌芽?或者說,其具體模式也許不應用西方的既有概念闡釋?)、印刷業的持久發展(與歐洲中世紀書籍傳播主要依靠手寫不同,中國的印刷業至少遠追隋唐)以及漢字是獨立於讀音的文字符號(相對於歐洲複雜多樣而易於變化的拼音語言而言,漢語的穩定性特別突出)這些中國的具體情形,也許將民族意識以及民族主義起源的討論局限於歐洲並不是最恰當的視角。 事實上,該書中譯本吳叡人(也是譯者)的導讀中也提到,印度裔的美籍中國史專家芝加哥大學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就認為“早在現代西方民族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早就有類似於‘民族’的想象了;對於中國而言,嶄新的事物不是‘民族’這個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國家體系”。 之三:印度支那的民族想象 《想象的共同體》在論及東南亞民族主義興起時談到,法屬印度支那儘管曾經作為一個整體被殖民統治,然而卻並沒有像同樣由多族群組成的荷屬印度尼西亞那樣,最終發展出一個有力而統一的民族想象。如果說,印度支那的民族想象畢竟存在過的話,終究還是隨著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各自的民族主義興起而消亡。那麼,印度支那的民族想象緣何而起,而又緣何而亡呢? 作者指出,兩個主要因素促成了印度支那民族想象的成長:第一,法國殖民者試圖打破印度支那與外部世界的既有的政治文化聯繫,比如消除中國、泰國等對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影響;第二,法國殖民者建立的統一的印度支那殖民地教育體系,為殖民地青年提供了一個教育的朝聖之旅。作者在書中屢次論及朝聖之旅對於形成民族想象的重要性,所謂朝聖之旅即指殖民地人民在行政體系或教育體系的金字塔結構中朝向頂點——通常被限制在殖民地的政治中心——輾轉遷移的旅程,在這個旅程中,人們通過與不同背景的旅伴的同行,一起體驗了對一個共同體的想象。 而對於印度支那民族想象的消亡,作者則作了如下的解釋:第一,殖民地精英階層在為子女尋求更多的好學校的入學名額時與殖民地的法國人產生了衝突,迫使法國殖民者創造了一個分開的但地位較低的雙語教育體系。顯然,在印度支那的不同地方,法語之外的另一種教育語言是各不相同的。這樣原本統一的教育金字塔,逐漸被各地相互獨立的較小的金字塔所取代,而統一的教育朝聖之旅也就瓦解了;第二,除法語之外,受過不同本地語言教育的青年日益增多;第三,教育的朝聖之旅和行政的朝聖之旅之間沒有真正的重合,法國人始終給與了越南人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在整個殖民地區域內遷移任職的機會。也就是說,對於越南人之外的人來說,他們的行政朝聖之旅的頂點,要比他們的教育朝聖之旅的頂點來得低;第四,歷史上越南人對高棉人等殘酷入侵與占領,在民間留下了悲苦的記憶。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其實不僅可以獲得對印度支那民族想象形成及消亡過程的理解,也可以體會到20世紀下半葉越南試圖建立印度支那霸權的民族心理根源,畢竟一個越南人在其中占據優勢的印度支那共同體的想象終究存在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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