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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36條”鬆綁民資　更鬆綁政府自己

http://www.CRNTT.com   2010-05-15 08:31:05

涉及反危機機制的效率問題 　　文章分析，“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背後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問題。特別是金融危機後，由於對“市場失靈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的判斷，使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政府強勢幹預，在兼並重組的過程中，大公司經濟卷土重來的現象。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危機肇發的根源不僅是由於市場失靈造成的，更是由於政府失靈造成的。政府與市場相脫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由理性走向非理性，從而引來市場的無序與瘋狂，而政府長期保持低利率，不斷加大流動性、以泡制泡，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才是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因此，危機後的全球經濟也面臨著如何向市場理性回歸和政府理性回歸的過程。 　　金融危機似乎讓各國政府出現了方向性的誤判，讓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絕對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經濟的美國也走向了“國家資本主義”。大危機讓凱恩斯主義再次回歸。凱恩斯推崇的“國家幹預經濟要求擴大政府支出，實行赤字經濟，政府支出成為市場需求的組成部分，有利於熨平經濟波動帶來的增長下降。”又一次成為反危機的武器。 　　但事實證明政府幹預並不能消除經濟的周期波動，也不能消滅經濟周期。從羅斯福新政到各國政府相繼出台經濟幹預的政策效果來看，雖然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經濟波動的震幅，刺激了經濟的加速複蘇，但從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經濟滯漲，以及隨後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不難看出政府幹預不僅沒有消除經濟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經濟危機都會使政府負債更上一層，使其危機調控能力更降一層。 　　由此全球也患上了金融危機的後遺症——大規模國家幹預導致的政府債務膨脹。根據去年9月《經濟學人》雜志設立的“全球政府債務鐘”紀錄,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40萬億美元。主權債務危機是全球大規模救市政策的副產品。 　　伴隨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金融機構負債和美國的家庭負債向國家負債回歸。在實體經濟陷入衰退、私人部門收縮信貸與需求的過程中，公共部門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動了公共部門杠杆率的攀升。過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相當於政府把本來分散於各個經濟主體（如金融機構）的風險集中於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資產負債表風險上升為集中的政府主權資產負債風險，其直接結果是公債債務水平及其融資成本的提高，公共資產負債表持續膨脹。而與之相對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發達經濟體自主性投資還很疲弱。2009年美國全年企業投資下滑17.9%，降幅創1942年以來新高，國家大規模幹預的成本太高，而效率很低。 　　因此，此時出台“新三十六條”其意義不僅是“國退民進”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動力增長切換的問題，它反映了國家對反危機治理機制方面更深層次的考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經濟反哺，而是打破壟斷，制度保障的經濟自由、產權自由和流動自由等，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相信“新三十六條”鬆綁的不僅僅是民間資本，也是政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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