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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煌:以一國兩制原旨解京港焦慮

http://www.CRNTT.com   2014-09-11 00:26:10  


 
         三點反思

  首先,這一份“白皮書”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邏輯來看,確實具有其合理性:第一中國作為單一體制國家,自然不可能同意地方政府有對抗或顛覆中央的權力,何況香港某些反對黨派,懷有極深的殖民情結,在帝國主義者統治下,只以爭御用為榮,從不見其為香港人民爭取過任何權利,而今則振振有詞爭“民主”,北京對這種有所警惕,也是情理之中。第二所謂的“一國兩制”,當然必須在“一國”之下討論“兩制”並存,才有其需要,才有其意義;若非“一國”之內,討論“兩制”的關係則是多餘而不必要的議題,所以,討論香港制度的保存或發展,決非立足推翻“一國”,或是反對“一國”的前題下來討論,是以香港人士在討論香港“政改”時,有必要將“一國”之內中央政府的依法管理,和中央過渡地、刻意地或擴權地的干預香港的自治區分開來,才能彰顯香港良好的法治傳統;否則,中國大陸和部分香港社會人士之間就很難建立理性溝通的可能;反之,北京則必須理解在法制的傳統上,中國大陸習慣於對權力採取正面表列的原則,因此香港特區的權力,明列“基本法”之中,對北京的認知而言,“基本法”沒有列出的均為中央的權力;而然在香港對權力的習慣理解是負面表列,他們認為在“基本法”中明訂中央只有國防與外交,其他均屬香港自主的權力,這是法理和法律傳統的差異,雙方必須透過協商,和平尋找折中之道,不能依靠中央政策或領導人的講話,來解決問題,否則就可能治絲愈棼,徒增反感,例如香港特首的普選,就是明顯的例子。

  其次,中共的“施惠政策”,從這一份“白皮書”來看,北京為了在1997年之後,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可以說盡心盡力,仁至義盡,其目的在一方面維持面子,另一方面垂範台灣。所謂維持面子,就是香港在中國人自己管理下,依舊繁榮、發展,在早些年確實見效,然而長期的施惠不僅不符合施政成本,而且也容易被視為當然,則邊際效用必然遞減,結果就必然形成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不正常的依賴關係,即施惠者受制於受惠者的顛倒現象。施惠者不得不長期地“給”,而得不到禮貌性感謝,而受惠者則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僅不感激還要回頭指責施惠者,在大陸開放自由行的問題上表現的最為突出。因此,施惠的必須由受惠者去爭取,去努力,由受惠者去珍惜優惠政策,而不是片面給與必須在施惠之中,逐步追求平等交易,公平互惠。之後治港之道,首在北京放棄“面子”的羈絆,回歸正當的管理,反思香港以往繁榮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人為支撐其發展,而在於利用其經濟地理的戰略優勢,作為中西之間的介面。如今中國大陸自己邁入現代化的征途,則香港的經濟地理的戰略位置也在轉換調整,所以北京對香港的協助應是從全球化的趨勢,尋找香港的新經濟位置,則香港的繁榮與發展就具有了未來性,有了這些,則香港部分激進的反對作為,就失去其社會基礎。香港人士也必須注意到“一國兩制”的維護不是大陸單方面的負擔,同時也是香港的責任。從1997年迄今,香港的發展,已經證明了北京的“自制”。如果香港對維持“一國兩制”的方法,只是以抗爭來突顯“一國兩制”的危機,以港獨去對應北京的施惠,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則結束“一國兩制”的活力和生命的,可能不是北京而是香港。假如香港的精英以正面參與去豐富“一國兩制”的內容和實踐,反而是展現“一國兩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的新生命,更重要的是陸港雙方可以經由對“一國兩制”的共同參與,建立必要的互信,則香港可以在互信的實踐中探索民主的途徑,北京也樂於從香港的“政改”中,吸取大陸“政改”的參考。總之,香港各界精英如果認定“一國兩制”是香港的較優選項,則必須思考與北京相向而行的可能性,“一國兩制”才能開花結果。而將“白皮書”的出檯,視奪帶有政策實踐總結的意義;一般而言,北京還是肯定了“一國兩制”這些年實踐的成就,而且也承諾繼續推行,只是有了“全面管治權”的伏筆。看起來,下一個廿餘年,決定了2047年之後的“一國兩制”,是否繼續運行的關鍵的時期,香港人士必須從“白皮書”讀出這一層意義,更好地去維護和發展“一國兩制”。

  其三,至於“一國兩制”的垂範功能,絕大多數都認識到香港和台灣的差異性。因此,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結果,對台灣沒有垂範功能就是必然的,邏輯的結論。然而香港和台灣也有其相似性,從地理位置來看,都存在於中國大陸的邊緣;從規模來看,相對都是小的經濟體;從意識形態來看,都是反共親西方的意識形態;但從解決的手段而言,都堅持採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分歧;特別從未來看,雙方都必須在全球化趨勢下,尋找新的位置,此一尋找都脫離不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所以香港“一國兩制”的垂範功能,其主要的重點不在於香港的穩定繁榮,而在於“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為一個國家之下,兩個互不信任的敵對社會尋找一個相互包容的制度,共存共榮,相互促進。假如北京在香港議題上,最終使得香港精英願意共促“一國兩制”的成長,則在方法上,對兩岸關係的和解必然具有垂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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