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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轉換是中國當前經濟最重要特征

http://www.CRNTT.com   2014-07-16 09:11:43

2.增長動力和供給機制發生階段性變化 　　中國前30年經濟的高增長，是在環境資源相對充裕、“農業轉向工業，農村轉向城市，國內轉向國際”這三大結構轉變的過程中，由政府通過集中資源辦大事，激發市場主體積極性的機制實現的。但隨著“跑馬圈地”粗放式經濟增長時代的結束，環境約束日益增強，資源（礦產、勞動力、資金）緊張狀況開始凸顯，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當前，缺乏明確的可以通過政府集中資源開拓的產業，產業間和地理間轉移的利潤空間降低，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不得不發生變化。中國還沒有達到技術邊界，即只能依靠技術創新實現經濟增長，仍可以發揮“後發優勢”，但中國已不得不開始將重點放在產業內部的集中和企業效率優化（企業的優勝劣汰和企業內部效率提升）來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優化產業內部結構和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效率，而不是產業結構轉移，開始成為主導經濟增長效率（全要素增長率）的關鍵。企業也從原來的收入端擴張，轉向成本負債端管理來提高利潤。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要求，推動社會分工的發展，對社會資本（降低社會交易成本，主要表現為對貨幣金融體系，政府社會市場管理以及社會中介組織發展）的需求強烈。 　　從國際市場上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已接近完成自身“物質”擴張循環，將重點放在通過金融擴張，“物質”生產的全球輸出來保持其在全球中的地位。世界也到了尋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軌時期，不再處於技術、市場外溢和全球化融合帶來的快速擴張期。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也從國際市場的旁觀者和利用者，逐步成為國際市場的影響者，並開始逐步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國已開始與日韓等出口市場有所競爭，又面臨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壓力。 　　3.階段轉換意味著什麼 　　首先，這意味著以GDP衡量（只反映最終物質產品和服務的生產）的經濟增長速度的趨勢性下降。今年前5個月，中國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等經濟增速指標出現下降，但各類效益性指標還處於合理區間，包括企業利潤、居民收入、財政收入，特別是就業狀況。當前經濟增長的波動，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傳統經濟增長領域的產能過剩嚴重，增長乏力，新興經濟增長點總量規模不大且並不明朗，難當大任。相對於重化工業、城市化以及房地產、汽車帶動的經濟增長，以服務業、消費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速度普遍較低。這需要對經濟增長的增速和波動，有更大的容忍度，及時根據經濟體內在特征調整經濟增長目標，並採取有助於經濟轉換的短期宏觀穩定措施。國際上陷入或者在“中等收入陷阱”有過調整的國家，如拉美國家、日韓以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都曾出現過宏觀政策上的失誤，如都曾超越經濟增長潛力過長、時間過度刺激，或者過快開放資本項目，在經濟體系內激勵約束機制不合理的情況下，在國際資金衝擊下被動、扭曲的過度擴張。 　　其次，伴隨著階段轉換的，更重要的是經濟運行體制機制的系統轉換。在階段轉換時期，不是某項單一制度變革就能引發效率的巨大提升，需要一整套具有內在一致性制度變革，才有可能帶來效率的提升。除了要在認識上、觀念上徹底轉變外，重要的是要調整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功能定位，還需要為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構建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體制機制環境。市場化的本質是市場自主決策，是有效競爭，真正發揮市場約束。其含義是多方面的，既意味著價格由市場主體自主決定，也意味著市場成為開放系統，機構、產品、市場准入和退出是相對自由的，還意味著微觀主體的約束是有效的，市場結構是相對合理的，既不允許出現市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也不存在不得不照顧的弱勢群體和市場失敗者（政策性和商業性的充分分離），甚至還意味著政府管理市場的方式也是尊重市場原則的。在不同階段，政府管理經濟的目標、重點、環節和手段都是不同的。在當前階段，政府管理的重點，應從經濟領域轉向社會領域。在經濟領域，應將重點放在有效提供合理的市場秩序上。 　　再次，轉換是需要時間的，並且需要承擔必要的風險，付出應有的成本。不經風雨，哪見彩虹。國際經驗顯示，這個過程充滿了風險。中國既需要為原有經濟結構承擔調整成本，也需要“花錢買機制”，還需要支付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而進行刺激的負擔。當然，為了實現經濟系統的轉換，意味著經濟領域需實現“破”和“立”的統一。在系統切換過程中，“立”較難由經濟系統自身提供，需要由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來支配。這是一個超越經濟系統的多系統同時變革。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需要改造主觀世界。管理好轉軌風險的關鍵，是準確深入理解中國當前各個系統之間及內部各個組成部分、環節之間的內在聯繫，管理並利用好各界的預期，找准突破口和關鍵點，把握好政策的著力點、時機、節奏和政策間的相互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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