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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暴力中國”的和解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4-03-04 13:13:30

社會上也就慢慢形成一種思維：如果要解決問題，就要把事情鬧大。政府也形成一種處理模式：一旦事情鬧大，為了維穩的需要，政府就息事寧人，不再辨別糾紛中的具體是非，而是用維穩費用花錢買平安。本來是小事情，可以正常解決，但在部分群眾看來，只有鬧大，而且往往是用暴力的方式鬧大，才會引起重視，才會迅速得到解決。​ 　　暴力泛濫背後是制度性的缺失，特別是法治的缺失。本來有制度，有法治，就是告訴人們，解決糾紛可以不必通過暴力。暴力衝突的結果通常是兩敗俱傷，很少有雙贏的。因為暴力往往是你死我活；雙贏的達成則需要大家坐下來說理、談判、妥協。法治本來應該是超越於各種利益集團，超越於政府利益、公民利益之上，這才是法治，司法維持的就應該是這樣的法治。​ 　　所以，要告別暴力，首先需要的就是制度重建，特別是法治的建設。不能僅僅期望於政府，信訪、維穩不能解決一切。政府也是有自我利益的，很多糾紛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與民眾發生的糾紛，政府本身就是利益相關方，你怎能指望政府可以解決好這些事情？必須讓司法體系起到仲裁機構的作用，這才是一個根子上解決的辦法。​ 告別革命邏輯​ 　　講到暴力，我們很容易想起毛澤東的一句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任何革命都有神聖的名義，為了達成某個神聖的目標，對被革命的神聖性所排斥的敵人就可以採取非常規的、非法律的暴力方式。它用目的的合理性來肯定手段的合法性。雖然今天有告別革命的說法，但是革命意識形態遠遠沒有肅清。今天，為了公眾利益，為了國家長遠前途，公權力的暴力似乎就是合法的，就是可以容許的。雖然今天不講“革命”了，只講“公共利益”，但各種公權力的暴力，背後的邏輯依然是變相的革命邏輯。我並不是反對一切革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並不需要這套革命話語。​ 　　衝突的雙方往往是有同構性的，否則很難形成衝突。民間的暴力與公權力的暴力，雖然是對抗的，但是邏輯形態和表現形態是完全同構的。底層在訴諸暴力的時候， 也是訴諸這套革命話語，因為代表著正義，代表著苦難者，就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殃及無辜。很多暴力事件一開始是衝著公權力去的，後來打砸搶，殃及無辜。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黑官、黑商、黑精英這三種人最容易成為衝擊對象。背後的邏輯也是革命的邏輯，行動者借此賦予自己一種合法性。​ 　　因而，要避免暴力，除制度重建之外，就是要在觀念上檢討訴諸實質正義的革命話語。革命永遠是訴諸實質正義的，法治的終極目標雖然也是實現實質正義，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法治的基本形態是形式正義。它不能容忍以實質正義的名義來破壞法治的基本形式和條件。不能因為你受了委屈，你就可以打砸搶；不能因為你代表公共利益，就可以把人家的房子拆掉。這都是現代法治所不能允許的，它不問你行動的理由是什麼，只問你行為本身是否符合法治，這是法治最為核心的一個東西。​​ 　　訴諸實質正義的革命話語，是暴力泛濫的第二個溫床，是觀念性的溫床。暴力的自我辯護、自我肯定，往往都是通過實質正義的方式來實現的。中國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而不缺實質正義的傳統。儒家為民請命，皇帝代表天統治天下，乃至老百姓的反抗，都是訴諸實質正義的。我們要在觀念上，在公民文化、政治文化上破除實質正義的迷信，樹立起普遍的法治觀念，遵守程序正義，我們才有可能避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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