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解決生產過剩應推進分配領域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3-11-28 08:22:32

礙效益進一步提高的矛盾已經從生產領域轉向了分配領域， 　　中評社北京11月28日訊／生產過剩決定了經濟下行導致企業產品滯銷、利潤收縮、產能利用不足、還貸困難、上繳稅收減少、勞動者收入下降與消費購買力萎縮，以及實體經濟資本外移引起虛擬經濟泡沫，都是一個邏輯的延續。 　　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生產過剩 　　中國證券報發表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文章表示，已經持續三年的經濟下行，其原因是由於生產過剩還是經濟進入了“中速增長階段”？從各國的工業化歷史看，沒有超過十年的、長期持續的高速增長，而中國長達9%以上的高速增長已經持續30年。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歷史說明，在完成工業化以後隨著服務業逐步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產業，經濟增長速度都會逐步降低，直到穩定在3%左右，在主導產業從工業到服務業的交替過程中，也的確會有一個“中速增長階段”。顯然，高速增長期持續長短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是否開始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社會發展階段才是決定性因素。 　　但是，中國在現階段已經完成工業化，進入服務業主導增長階段了嗎？雖然從人均收入水平看中國已經屬於中等收入國家，但由於中國典型的“二元結構”，8億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直到2011年才剛剛超過1000美元，如果按2000年不變美元計算，去年才只有850美元。如果8億農民的人均消費能提升到目前城市居民的水平，中國的消費品生產就需要增加兩倍半。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是人均1噸鋼，但是到去年中國的人均粗鋼產量才剛剛超過500公斤。因此，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不是因為實體經濟已經極大充實，已經可以進入到服務業發展主導時代的標誌，而是因為收入差距過大所導致的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則與工業化程度無關。 　　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說明，處在結構劇烈轉變中的國家增長率最高，而結構轉變的基本內容，就是從農業向工業、從鄉村向城市的轉變。對中國來說，由於真實城市化率還處在低收入水平階段，未來還有8億人口要進城，這就是中國內需最深厚的動力源泉。新千年以來，中國的平均增長率高於10%，而每年的新增需求，即投資、出口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長額還不到10萬億元。根據計算，如果在未來20年要安排8億人口進城，僅投資的年均發生額就不少於20萬億元，所以說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還有保年均9%的需求增長潛能，所以，那種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結束高速增長期的認識是站不住腳的。 　　地方債不是經濟最大威脅 　　文章稱，目前國內外許多人認為，地方債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因為地方政府一旦陷入債務危機，很可能把中國的銀行體系拖垮。對這樣的觀點很不認同。從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看，最多的估計是超過20萬億元，即便如此，各級地方政府手中掌控著650多家上市公司，地方國有資產總規模目前也超過了57萬億元，以最大口徑20萬億元的地方債務規模，負債率也剛剛超過1/3，這樣低的負債率就認為會導致地方政府普遍大規模破產，顯然這個判斷不準確。如果地方債的總體情況是如此，即便有些地方政府的負債率的確過高，並且陷入償還困難，中央政府也有能力救濟。 　　此外，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還不純粹，地方政府的這個調控機制，就是從傳統經濟體制中遺留下來的最大一塊。地方政府通過手中的融資平台找錢上項目，目標首先不是為了增加利潤，而是為了增加政績，所以仍然是“軟預算約束”狀態，而這恰恰是一個對生產過剩的“對衝”機制，而這個機制在2008年以後的政府救市行動中表現最明顯。 　　2000年至2007年，國有投資比重曾經發生了猛烈下降，但是次債危機爆發後，民間投資顯著收縮，國有投資卻逆勢增長，在2009年的新增投資中，國有比重高達60%以上，到2010年國有投資比重又上升到31%。同期內，地方政府麾下的投融資平台猛增，而4萬億元財政投資與10萬億元的銀行貸款，也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國有投資項目吸納的。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率先從次債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衰退中走出來，就是因為中國有地方政府這個特殊的需求擴張機制。 　　但並不認為地方政府這個需求擴張機制完美無缺。而是說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分為二地去看，在市場機制占主體的大背景下，保留部分短缺經濟機制以對衝生產過剩矛盾影響，可能反而是中國經濟的特殊優勢。在未來可能爆發更大國際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擁有這個特殊優勢就具有更重要的宏觀調控意義。從更長遠看，由於中國的實體經濟在未來二三十年，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實體經濟是短期有過剩，長期仍不足，所以讓地方政府在經濟低迷時期，反景氣地投資實體經濟項目，也不會有大問題。 　　另外，國企問題類似於地方政府問題，即也是一種需求擴張機制，實際上，中央與地方政府要擴張投資需求，都必須通過國企來進行，因此保留部分國企，就是保留了部分需求擴張機制。因此，問題的根源仍然是怎能解決好生產過剩矛盾，如果實體經濟有出路，地方政府投資的項目能產生效益，就不會有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 　　改革重點應放在分配領域 　　文章認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效益問題還是分配問題？這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決定著改革和調整應該圍繞什麼中心來展開。有些人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仍是經濟效益太差，因此改革的中心就應當是圍繞著進一步向市場和企業放權來進行，對此並不贊同。必須承認，中國目前的企業和市場效益與發達市場經濟體相比，差距仍很大，還有很大的改善餘地，但是也必須看到，中國經濟效益的進步速度，已經遠遠超出世界其他國家。 　　衡量經濟效益的綜合指標是勞動生產率。新千年以來的十年中，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5倍，是發達經濟體的10倍，比金磚國家中最快的印度與俄羅斯也快了一倍以上。不僅在效益提升速率方面，從一些重要的絕對指標看，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在明顯縮小。 　　中國單位GDP的能耗水平顯著高出發達國家，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許多能源使用效率水平的提高都要受到發展階段的限制。中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仍處在高速增長過程中，大量金屬材料都被用來製造新的機器設備和各種建築物，而這些機器設備與建築物都遠未到報廢期，就沒法像發達國家那樣，進入到廢舊金屬的循環過程。這就決定了中國單位產出所消耗的能源和污染排放，都要顯著高出發達國家水平。二是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後，經濟增長轉入以服務產業為主的階段，服務產業能耗低，所以服務產業比重的上升，就帶來單位產出能耗的降低。而對於中國這樣的還沒有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來說，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構節能效應。 　　與此相關的是，還有人認為提高效益是長期問題，需求不足是短期問題，因為供給與需求分析在西方經濟學中是屬於短期分析，而改革與結構調整，瞄准的都是經濟中的長期重大問題。這個說法筆者不贊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創始人凱恩斯說，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問題是“需求不足”，而馬克思說是“生產過剩”，他們實際說的是一回事，即現代市場經濟的常態與矛盾，是社會總供給大於總需求，只是他們開出的“藥方”不同，凱恩斯說是要用宏觀再分配的方法來解決，馬克思說是要用改變產權制度的方法來解決，而社會制度當然是屬於長期問題。 　　西方市場經濟的長期實踐證明，凱恩斯所提出的宏觀再分配體制，的確是反過剩的好方法，它可以在兼顧微觀市場效率的前提下解決需求不足問題。1998年後，中國全面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生產過剩矛盾隨之出現，在次債危機爆發後就更加明顯，這說明即使在新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特征已發生了重大改變，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運行規律仍基本在重複著新全球化以前時代的市場經濟特征，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研究怎樣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 　　與這個觀點相接近，還有人把解決生產過剩矛盾等同於要擴大消費，因此指責說擴大消費沒有出路，只有投資能創造增長。如果只有投資能創造增長，世界資本主義在過去的200多年中，就不會因為生產過剩危機的爆發，不得不經常要停下來。對經濟增長過程而言，供給與需求過大都不好，需求過大就是分配給最終消費的社會成果太多，會導致儲蓄與投資不足，經濟增長就沒有後勁，而供給過大就會導致企業商品出售困難，市場價格與利潤下降，企業就沒有生產與投資的動力，還是會阻礙增長。但是必須看到，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由特定的產權制度與分配關係所決定，生產過剩是常態，所以更需要防止的是儲蓄與投資過大而消費不足，如此才能保持宏觀總量的循環通暢，使國家的經濟增長潛能得到最大發揮。 　　提高效益為先還是解決過剩為先，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改革與調整取向。社會再生產過程分成四個環節，即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如果是效益為先的取向，則必然是把改革的重點放在了生產和流通領域，主要辦法就是進一步向市場和企業放權，而解決生產過剩矛盾，則必然會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分配領域。 　　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形成，企業已經獲得了較充分的生產經營和投資權，因此阻礙效益進一步提高的矛盾，已經從生產領域轉向了分配領域，因為只有在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的時候，企業效益才可能最大化，而生產過剩所引起的市場需求萎縮，則是對企業效益的最大吞噬。 　　此外，如果不觸動分配機制，企業即便效益水平提升，利潤仍然歸老板而不是員工，改革的成果就不會惠及民眾，就難以獲得社會廣泛的支持，反而可能會由於企業利潤增長，加劇生產過剩。當前的經濟形勢已經說明了這個趨勢，雖然經濟已經連續三年下行，但消費率不升反降，說明企業家階層在生產經營困難時，會更加傾向於通過壓低工資水平來保住企業利潤。 　　對以上這些問題的討論，都是為了說明生產過剩是主要矛盾。目前還沒有見到的是就業困難，但是由經濟的持續下行趨勢決定，這個問題的出現時間已經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