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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頂層設計改革紅利的釋放將有效助推中國經濟超越“新常態”,邁入長達十年左右的“次高速經濟增長時期”。 |
中評社北京12月30日訊/十八大換屆完成,2013年作為開局之年,準確的制度構建和政策選擇將為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將使中國經濟超越目前學術界普遍認同的以“低增長”、“低貿易”、“內外部不平衡調整”和“高物價”為內涵的“新常態”。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文章如是說。
文章表示,中國經濟出現“新常態”的核心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人口負擔系數的上升以及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枯竭,這些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2.世界需求放緩以及全球不平衡的逆轉導致全球化紅利結束,數據顯示,在中國出口下滑的同時,中國出口額占世界貿易量的比重卻在不斷上升,2011年該比重達到10.4%的歷史高點,未來對外貿易進一步增長的空間有限;3.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下降表明中國改革紅利不斷衰竭;4.東部大部分區域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一定程度上標誌著中國核心區域的工業化已基本完成;5.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的下降和產業的轉移導致中國比較優勢逐步喪失;6.各種資源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上揚將使中國告別“低成本時代”。
通過以上分析並結合當前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正如十八大報告所提到的“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擴大國內市場規模”才是超越“新常態”的唯一突破口,而擴大內需最根本的動力在於調節收入分配結構及新型城鎮化的加速和深化。首先,國民收入分配里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占比在2000年至2011年間不斷增加,其中政府部門收入比重由15.8%提高到25.5%,工業企業利潤占比由4.3%增至11.5%,與之相對應,居民收入占比從2000年的11.3%下滑至2011年11%的水平,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從根本上制約了居民潛在的巨大消費需求。其次,雖然中國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50%,但就其質量而言仍處於較低水平,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關於人的權利和制度設計嚴重滯後,從而導致因城鎮化產生的內需擴大效應遠遠落後於土地財富效應,不合時宜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鎮化正面效應的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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