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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巴列維國王改革失敗的教訓

http://www.CRNTT.com   2012-03-24 09:06:34

然而，在這舉世公認的成就之下卻潛伏著深刻、巨大的社會危機。這點，不僅巴列維國王當年沒有意識到，大多數“觀察家”也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不少人在巨變之後對此進行的探索、總結和反思，卻依然發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經濟飛速發展，1968─1978平均年增長速度為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十七，按人口平均的國民產值從1960─1961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躍增為1977─1978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別是1973年伊朗剛剛從西方石油財團手中收回主權，恰逢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國家每年的石油收入從四十億美元猛增至二百多億美元，從債務國突變為債權國。許多人都認為國內容納不了如此巨大的資金，政府開始放肆花錢，不計成本、不顧發展平衡地大上項目，僅軍費就從1970年的九億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後的每年一百億美元。而許多巨大項目又因不配套而閑置待廢，反而造成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經濟環境的高度“緊張”，引發高通脹。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不是貧困，而是這種巨大的財富吞噬了巴列維王朝。  　　另外，經濟的發展明顯與社會發展脫節。儘管有現代化機器，卻嚴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更缺乏現代化的管理人員。由於發展的不協調，形成了種種“瓶頸”。沙利文寫道：“缺乏充分準備就投入建設龐大的工業企業，肯定會形成瓶頸問題。這些瓶頸問題往往是在同官僚機構打交道時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傳統，官府的關節只要用錢就能買通。鑒於這些計劃規模宏大、投資巨萬，稍有拖延就會造成嚴重損失，因此行賄的金額十分驚人。結果，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層，而且事實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員。據我看來，強制推行工業化計劃所帶來的貪污之風，是對國王及其政權的一個重大威脅。”正是種種駭人聽聞的貪污之風(因篇幅所限，恕不細述)造成了整個社會道德的頽敗，並逐漸對巴列維政權產生離心力。  　　人們認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貪倡廉，但巴列維國王卻不這樣認為，因此他始終無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貪污受賄之風。但面對愈演愈烈的貪污受賄之風，他不得不於1976年成立了“皇家調查委員會”，想以此監督貪官污吏。這種“自我監督”的機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認為“皇家調查委員會”是監督官員、反對腐敗的最佳機制，在他流亡國外的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依然如此寫道：“這是檢查國家事務的現代化服務機構。在我看來，這種自我評價的辦法比西方國家必須依靠‘忠誠的反對派’的辦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對派的批評很少以客觀情況為依據。可惜的是，同我們後來的許多條款一樣，這一條也沒有來得及取得成果。”而“他們要求‘真正的議會民主’，實際上只不過是蠱惑人心的宣傳，結果將是對民主的歪曲與諷刺。這種民主常見於威信掃地的多黨制。我所要的是增進我國實際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對手們對這個主張不感興趣”。他仍然強調“只有在君主立憲制的庇護下，伊朗各級生活才能廣泛實行民主化”。“因此，為了實現真正的帝國民主，就需要有一個君主從上邊進行統一”。他還將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認為伊朗此時仍要首先發展經濟：“沒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將只是一種幻想，建立在饑餓、無知和精神墮落基礎上的民主只是一種諷刺，最終將成為民主最險惡的敵人。” 　　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巴列維的盟友，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巴列維政權的專制統治又多有嚴厲批評，要求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西方新聞界對他的批評不必說更加強烈。面對種種批評，巴列維反駁說：“作為他們的同盟者，他們不顧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實現西方民主思想。”“新聞界，尤其是美國的新聞界經常是帶有伊朗應該是什麼樣的成見，而不曾管它實際上是什麼樣，更重要的是將來會是什麼樣。伊朗被突然從中世紀推到現代技術發達的世界，把這樣一個國家與有著幾百年民主傳統和文明史的國家相比就像拿蘋果和橘子相比一樣，它們簡直無法比較。”“戰後美國歷史從來是要求其他國家，不論其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如何，都來效仿美國。”他堅持認為“民主是一個歷史進程，無論是從下層開始還是從上層開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強制實行。我自己的經驗表明，從上層逐步學著實行，比下層的大動蕩要有效得多”。他說，“我認為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和義務實現或者是恢復偉大的文明。這就是為什麼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傳的和帶有普遍性的傳統”。總之，他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他的批評是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人，他格外強調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傳”的傳統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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